第8章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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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辞“大义”〔1〕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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