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宋庆龄想到，现在要营救“七君子”，孙科是位可以争取的人。宋庆龄立即请孙科来家，说是有要事相商。继母招唤，安可不来？孙科旋即到了宋庆龄寓所，且恭恭敬敬。宋庆龄当即把“七君子”被非法逮捕之事，告诉孙科并晓以利害：蒋介石这样做是很不得人心的。国难当头，爱国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岂可因救国而抓人！孙科听了宋庆龄介绍，当下表示愿意为营救“七君子”出力。宋庆龄便写了封亲笔信，请孙科立即回南京找冯玉祥。当年孙中山北上，就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先生北上相商国是的。自那时起，宋庆龄就与冯玉祥有了交往，并且深受冯玉样的敬重。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资深望重且正义感强。宋庆龄在信中再三说明，把“七君子”说成“共产党”而逮捕，完全是诬指。她请冯玉祥主持公道，敦促蒋介石放人。
于是孙科带着宋庆龄的信，星夜兼程返回南京，与冯玉祥商量救人对策。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布置东北军与西北军继续向红军进攻之事。冯玉祥见了宋庆龄来信，决心不负所托，当即和孙科商量下一步的营救办法。他们商议后，即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先以劝解的口气，请蒋介石电令放人。
再说那天安排孙科去后，宋庆龄立即驱车来到救国会总部，主持起日常工作。宋庆龄一到就给大家作了简洁的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她将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担负起救国会的日常领导工作。这样一来，当时因7位领导人被捕而陷入混乱的救国会总部立即恢复了秩序，大家充满信心，忙而不乱地继续展开工作。就这样，宋庆龄一方面布置动员各种力量来营救7领袖，一方面安排各地救国会，照常开展群众性的救亡工作。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宋庆龄开始静下心来，亲自起草了一份为沈钧儒等人被捕的声明。
一天，秘书给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送来一份报纸：“市长，孙夫人发表声明了。”
“哦--能声明什么？反对逮捕救国会几个人是吧？让她反对吧，反对有什么用！”
“晤……不光是这个。她说的很不好听呢。”秘书低声说道。
“她还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吴铁城仍有些满不在乎。
“她说……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
吴铁城“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和日本人勾结？她怎么说的？”
“声明中说：‘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以送其阴谋的。”
“这…这……孙夫人没有明白指责政府，却说这是受日本人影响。高，高！这样也就不好找她的茬了。可是实际上却比明指政府还厉害。你想，这与日本人勾结的罪名，就是汉奸罪呀！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顺水推舟，让日本人承担罪过去呀！”
“嗯，这是得给日本人说，看他们怎么办。”吴铁城倒果真从秘书这里受了启发。
本来，宋庆龄一站出来，就已证明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救国会并没垮，还在照常运转着。现在她又发表了这么个声明，把中国人对逮捕“七君子”的仇恨反而引到了日本人身上。日本领事馆对宋庆龄又恨又怕，可折腾了半夜也没想出什么高招。最后还是动用起看家的老本事--造谣。
那天坐在救国会总部的宋庆龄，刚刚收到冯玉祥的复函。冯玉祥在函中说，已经遵照孙夫人所示，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电，说明“七君子”热心国事，本意是好的。如若关押反招国人反感，并敦请蒋尽早电令放人。
宋庆龄很满意，正拟再给冯玉祥写封回信，忽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看宋庆龄正在办公桌前坐着，那来人既有些惊喜，又不免为自己刚才的冒失有点尴尬。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嘿嘿，孙夫人，您在呐！”
宋庆龄谦和地笑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
“孙夫人，今天的一些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一条消息，他们造谣说夫人被法租界逮捕了，而且列出了罪名，说是孙夫人从事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我真怕是这样，所以急忙赶来。现在一见夫人还坐在这里，显然那些消息又是造谣。这些卑鄙的报纸！”
宋庆龄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
“您看，报纸我还揣着哪。”
宋庆龄接过翻了一下，果然几份报纸在一版位置上都登有这条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显系出自一个地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份报纸有什么共同点？”
“我--没有看出来。”
“这几家报纸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显然是我前天的声明刺痛了他们，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我报复的。我猜日本人的本意大概有两个：一是破坏救国会的活动，在外地或不明真相的救国会成员，看了这条消息，一些人可能就不敢再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了；二是他们大概是想暗示法租界或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这种罪名对我进行逮捕。这种卑劣的伎俩，是不值一驳的。”
“夫人，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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