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锅水饺得有八九十个的样子，椿树胡同三口人，一顿肯定是吃不下的。
“行了，别再吃了。”看儿子理由充分，张桂芳默许一人吃一个，打定主意让孩子吃后面的。
张桂芳不懂儿子工作上的事情，但以她的人生经验来看，儿子这次升官离不开亲家的提携，否则小老百姓出身的孩子能年纪轻轻就走上领导岗位？
所以，张桂芳恨不能把亲家供起来。
“嗯，嗯，听您的。”唐植桐也往嘴里塞了一个，馅子足，吃起来略咸。
饺子想好吃，必须得略咸一些，否则不出味，这是作为一个半吊厨子的朴素认知。
每个人的饮食喜好受家庭习惯、社会环境的影响，养成于前半生，而且会伴随一生。
唐植桐的这点认知来源于穿越前的泉城，从大学开始就跟饭搭子满大街的去找水饺店，放网络发达的年代，怎么也得是个探店的网红。
千禧年左右的门头房租金还没高到离谱，那时大街小巷有不少水饺店。
唐植桐大大小小吃过二三十家店的水饺，凡是有口皆碑、店里人流不断的，口味都略咸，无一例外。
那时的水饺店，有个约定成俗的规定，都是论“两”卖。
碰到馅子多的，一个人二两就能饱，三两能吃撑，两个人吃半斤正正好好，吃完溜达回学校。
有南方的朋友第一次到北方，一瞅，一两多少多少钱，心道：嚯，瞧不起谁呢？来一斤！
这时，服务员往往会劝一句：我们家水饺大，你一个人吃不了一斤，三两就差不多了。
听劝的呢，吃不了打包带走，不听劝的呢，还是吃不了打包带走，区别在于最后打包多少。
究其原因，这个“两”不是指的水饺的重量，而是饺子皮的重量，一般来说一斤面能包六十个水饺，三两就是十八个。
后来，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房租越来越高，很多商家要么馅少了，要么按“份”卖了。
唐植桐就眼瞅着一家比较好吃的店，从一个上下两层百十平方的铺面，慢慢发展到单层。
后来就剩个门脸，吃水饺都得蹲路边小桌上。
再后来门脸也没了，改在下午下班时在胡同口的帐篷里。
最后创卫嘛，老夫妻俩的帐篷也没了，改为单卖冷冻水饺，但坚持了没多久，由于买的人不多，索性就不干了。
唐植桐带上松子，用高压锅装着水饺来到椿树胡同的时候，依旧是只有静莹、敬民姐弟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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