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和苏轼关系渐渐疏远，甚至可能有了些小矛盾的章惇，不断为苏轼开脱。
过去被苏轼天天骂的王安石也极力营救。
而等到赵煦的上上辈子，元祐时代，还是这个家伙，在旧党上台后，就开始拼命靠拢，想要纳投名状，却没有想到别人根本不要他。
利用完了，就直接给他扣了无数顶帽子，赶出了汴京。
如今，这家伙也是一般。
看到韩绛回朝后，深受信任，立刻就靠拢过去。
这一年来，其在韩绛门下，做事勤勉，无论是役法检讨，还是青苗法检讨、罢废保马法、市易法，他都冲在前面，利用着自己熟悉新法的优势，协助着韩绛，做了许多事情。
总算是洗白了一些。
赵煦本来都以为他已经改邪归正了。
现在看来，张璪依然是那个张璪。
只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就是可惜了，苏轼写给他的那篇《稼说》，更可惜的是，那篇苏轼亲笔所写的文章，据说是用了草书而就，文学鉴赏价值极高。
但却被张璪在乌台诗案的时候，亲自烧毁。
若能保存下来，足可传世。
千年后甚至足可成为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想到这里，赵煦就忽然想起了，他在上上辈子听说的一些传说。
貌似在元丰八年二月末，那个立储最关键也最危险的时候。
蔡确和章惇在都堂令厅之上，对王珪发难的时候。
传说是这么说的‘时宰臣韩缜、安焘、李清臣、张璪皆默然不语’。
逼得章惇跳起来，直接喊出了那句话：‘言之则是从，不从则与公偕死！’。
于是王珪被逼无奈，只能说出那句话：上自有子，何复议之？
传说中，其他宰臣当时都没有表态。
虽然说吧，这历史宜粗不宜细。
虽然说吧，政治人物论迹不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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