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1。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r）2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1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1930b）。——英译注。
2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1。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