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果自非族人们始料所及，而新主任被判六年徒刑的现实更让他们震惊不已，不少人都在悄悄地照顾他的家庭。
据说因为有人保了他，他三年就出狱了。
出狱后，他举家迁到镇上做起了建材生意。因担心他的生活，曾有人偷偷跟踪过他，原本家境并不宽裕的他买了一栋带有很大院子的临街二层小楼，常见有高档小轿车出入。或许事情原该如此，族人们在疑惑和不解中偶尔也能看见他自己开着车回村里一趟，尽管每到村口都会示威似地把车喇叭摁得叫个不停，却绝不跟村里人照面或交谈。
村里人的心情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或愤怒或鄙夷或添了几分嫉妒，因为村里虽没有因他再落下饥荒，由他经手的几项工程却因质量问题变成了村里人似乎永远都无法填满的枯井……
正说着，族长爷爷领着新当选的村委委员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只见他脸色铁青，额上冒着汗，四肢乱颤，指着我憋了许久讲不出话来，幸喜客户见机得快，连哄带拖地把他扶到了座位上，重又叫了菜。
这时我才发现，新当选的村委班子除了刘老蔫儿一人整个原班人马未动。他们告诉我，刘老蔫儿只得了二十票，还不足他们那一枝人票数的五分之一，而我却得了近乎满票。
我是一个骨子里透着执拗的人，或许听了客户的故事，看着充满期待的他们，突觉得血直往脑门上涌，干脆地说道，豁出去，我干了，但需依我一个条件，到我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得允许我自动辞职。
族长爷爷长吁了一口气，习惯地环顾了一下众人，玩笑道，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想干还不用你干哩。那天，他喝了许多酒，醉得一塌糊涂，嘴里却仍在含混不清地连喊痛快。
后来，父亲告诉我，为了让我当这个村主任，年逾七旬的族长爷爷几乎做遍了村里所有人的工作，可见对我的期望之深之切。
当了官的感觉就是与寻常百姓不同，还没来得及上任，村会计便把三百元钱送到了我家里，嗫嚅着，说是族长爷爷到镇里请我那天中午的饭钱。
我说，那天是我在接待客户，是我在请客呀。
见我不懂，他的语气也硬了起来，嘴里振振有词，说以前都这样的，村长家里无私事，应该的。
奇谈怪论，我坚辞不收。
他缓了缓语气，声音里已多了些钦佩，谈话便变得推心置腹起来，劝我，还是收下吧，长此以往地赔下去，谁也赔不起，传出去，我也不好做人。
我实在无法理解，态度便生硬，说这样的规矩以后得改，这样的好人你也趁早少做。
果如村会计所说，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我便赔进去了三千多元，比我从村里应得工资的一半还要多，好在我不在乎这俩小钱儿。
这些琐事且略过不提，只说没等村会计离开，管区那边已来了通知，说是到管区紧急开会不得缺席莫误。
见我要去开会，村会计硬把那三百元钱塞给了我，说用不着再还给他便匆匆走了，看他灰溜溜的样子，我几次想喊他回来安抚几句却都没有喊出口。
其实，管区就设在我们邻村，也是我们管区十三个村庄直选中唯一一个村委委员全部由老干部当选的村庄。说来也怪，管区这帮人开会总要选在临近饭前，说是主要为了照顾村干部们的农活儿，另一个原因正如管区主任所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知肚明的事儿最好别去说。不过，如果你能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自也会心知肚明。
管区主任是个大胖子，有人戏谑，说他只长肚子不长肉，如持立正姿势撒尿必看不到自己的小鸡鸡，他从不辩驳也不着恼反会手扶肚皮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他当了三年义务兵，转业后便到镇里干临时工，先是转正干了合同制，后又办了招聘，九四年过度公务员时转为国家公务员，一直在管区做“片三”，到去年才做了“片一”。
关于这个称呼有个说道，因为工作片一般都有三个人，“片”又与“偏”谐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轮摩托车，按照排名就这样被叫开了，后有高层领导嫌这称呼不雅便把“片”改成了管区，但这称呼还是被当作一种文化悄悄地保留了下来。
他自称是镇里的活字典，连哪位农村干部的身上有几颗痦子都能说得清，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更是不在话下。
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喜欢说俏皮话，一旦惹恼了人家，人家便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也只憨憨地笑，绝不会多吭一声。
待我赶到后，人便齐了。现场已排下了两桌酒席，自然是书记主任各一桌，两张桌子之间怕打起来似的隔得远远的。桌上的人由于都是邻村，虽不十分熟识，却也相互认识，彼此点了头算是打了招呼便各就各位。
坐下后，因无事可做，我便观察场上的形势：书记桌上恰好十三个人，主任桌上则少了五人，这些人虽都经过了打扮，却仍掩饰不住粗俗和不停地满身乱搓而形成的灰颗粒，有的甚至穿着拖鞋赤着脚沾满了泥巴也不洗。酒宴未及开始，目光便全部扫向了桌上的盘子，我敢打赌肯定有不少人在暗自数着盘子内到底有几块肉盘算着酒宴开始后筷子的进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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