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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宝”与“翻扑克牌”则都需道具，猜宝的道具简单，只要能辨出多少或长短就行，最常见的便是火柴杆或者现在饭桌上流行摆放的牙签；而翻扑克牌当然必须要有扑克牌，但在安宁几乎每家每户都不缺少这样的玩具。
这两种玩法的罚酒规则与划拳相同，同样需要庄家，但需要更多人参与才更有意思。如果选择了火柴杆，猜中的宝即是火柴杆，过程也简单，即由庄家根据人数选择数量不等的火柴握到手心任大家去猜，如果顺口说出的数字恰与庄家手中的火柴杆数目相等便算输。
翻扑克牌则更高雅一些，即是由庄家随便抽出一张，自庄家开始按扑克牌上的数字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开始绕圈数数，数到谁就由谁罚酒，这种玩法多由德高望重者主持，但输了酒也是必定要罚的。有了如此丰富的酒文化作铺垫，便不难理解我顽固的态度之所以会土崩瓦解的原因。
面对如此丰富的酒文化，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我想完全因为我是个新人，而且年轻，对于不少问题，人们都能给予最大的谅解。
现在想起来，这或许也是人们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根本原因吧。一个崭新的环境，尽管需要有一个你了解大家大家也同样需要了解你的过程，但毕竟为你提供了一个隐藏自己趁势按照固有风格调整自己的绝佳机会。
那时候的我，总想抓住任何一次机会，却又苦于没有机会，便总以年轻求得自己的谅解。其实，只要踏入了社会，便不能以年轻自居，许多机会往往都在以年轻自居的自我安慰中白白流失了。
所谓“年轻”，往往是不懂事的意思，而且一个单位的脏活累活似乎完全是年轻人份内的事儿。
我喜欢表现自己，从不怕脏怕累，独无法忍受甚至在身份上与我有悬殊差别的临时工那副居高临下呼来唤去的嘴脸。
到一个新单位，开始必定要小心谨慎地认真去过那个了解的过程，只要稍有差池便足以搞得满城风雨而让前途变得暗淡。仅因为我不喝酒办事容易较真，他们便以丰富的想象为我取了不少甚不雅观的外号，这让我的情绪一度陷入混乱。他们有的甚至公开恶作剧地叫我“未所长”，意即未来的所长，从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中不难体味到讽刺大于真实的滋味。
难道我当真连个小所长也当不成？我那时候很自负，常常设想着自己的主政方案，尽管这些方案是天真的遥远的，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让我觉得自己甚至就是主政者，而且这些方案也极大地开发了我的想象力。
到我经历过最大限度的坚持开始喝酒后，才慢慢地发现，工作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工作，象我经常参加的那种酒局，并不完全等同于两个嗜酒如命的人就着咸菜丝或舔着生锈的铁钉那种丝毫不讲究菜饶只为着嗜酒或者拼酒量而进行的真正称得上喝酒的酒局，实际上是工作无原则的延续，不仅无法突破已经铁定的身份或地位格局，而且能够传达一些在工作场合无法得到的信念。
如果身份或者地位无法达到某一层次，将永远无缘于这样的酒局，因为无论邀请别人还是接受别人邀请往往都是等量级或者偏上的层次，绝不会有人见过一个农村干部去邀请流落街头的神经病喝酒，就象没有人见过县委书记去接受一个于己没有任何缘故的普通乡干部的邀请一样，中国人历来都讲“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能够参加那样的酒局，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炫耀的资本。曾几何时，听着“林老”之流低声地却故意让人能够听到地讲述与乡长喝酒的经历，说乡长如何如何地平易近人如何如何地大酒量又如何如何地逼他喝酒的经过，甚至能够具体到乡长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常让我暗暗地嫉妒羡慕，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儿。
我喝酒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些方面的引诱，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的是胖子。时间已经是我到安宁乡的三个月后，地点在胖子家里，他不仅邀了所里的所有同事，还邀了他们村的支书，说是给我接风。
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我接风的人，我真的好感动。因此，我多次向所长提及去胖子家时购物用款的摊派问题并主动要求凑款，主任黑着脸说，说你年轻，你不信，不该问的就别问，今后有场合，只要叫你，不要问理由，更别充有钱人，只管参加就行了。
我知道他仍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便不再多问，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花费早已由所里全部报了销，而且据说胖子到他们村又报了一份儿。——人的地位不到连探听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当然主要是怕年轻嘴不严，不少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时的我只管没脸皮地吃或者即使知道了也只能充作不知才算上策，然而这不是我的性格。
由于那个时候的同事一天当中只有在早晨点名时才有唯一见面的机会，所以攒了许多话要说，支书因为村庄是乡里数得着的村庄自然也是乡里数得着的人物，性格又随和幽默，所以那天的气氛甚是融洽热烈。
果如所长所介绍的那样，支书当真是了不得的人物，两杯酒下肚，酒场几乎成了他演说的场合，说了不少他与乡里大人物一起喝酒交流的趣事，听得出来，除了乡长和书记，其他的乡领导他没有几人能瞧得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真能瞧得上的人物，必是换命的交情。听他数过来数过去，连同调走的也不过那么三两位，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当然，这三两位都是乡里推荐或选拔他做支书的主要领导。
边演说边喝着，支书很快就没有了声息，转而被悄然而起的响鼾所代替。他喝醉了，大家便手忙脚乱地要扶他回家休息，他不知所语地咕噜着什么，还是回家了，好实在的家伙！大家都感叹着。
乡长出事后，他因对抗调查组的调查背了个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不服。
据说乡长与他及邻村的支书正合伙做一笔玉米种买卖，那时候全县实行对农村统一供种政策，乡长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一笔毫无风险的买卖。因他们村经济状况好，由他们村负责投资，邻村则负责库存和销售。
缺少了乡长的支持，玉米种全部变成了猪饲料，因此亏损了一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原信誓旦旦地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的邻村支书来了个干脆不认账，他自是有苦难言，但由于他仗义实在，虽被开了党籍，乡里仍安排他主持村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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