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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