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确地感受到了她的无奈，恶作剧地不停地换着地方，仍无法摆脱她，最终只能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们再没有做过夫妻之间的事儿，因为我们都丧失了做那种事儿的兴趣，但毕竟我们仍在同房，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说得清，似这样便永远达不到分居六个月的期限。
我觉得如此竟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虽然我们仍在僵持着，似乎这种僵持便是夫妻间该有的？但为了那份原就属于我的工作，我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所以我才有资格重又回到了课堂。
我回到学校，正是同行们反对镇政府拖欠工资由偷偷地向上级写信、选派代表悄悄地去上级上访等秘密形式转为公开的时候。
据组织者讲，他们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一张笑脸一杯热茶，而且总能认真地听取他们不厌其烦的诉苦和请求，可就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三番五次之后，工作人员依旧热情，却明显在躲着他们，他们的态度难免激烈，才有一位据说是信访局的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这位副局长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素质和口才，从建国前到改革开发，从贫困山区到革命老区，背书似地给他们上了整整一上午的政治理论课，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偏偏不肯触及正题。最后他们急了，语气变得冷厉严峻：我们已经来了十趟，你干脆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
副局长立即面露难色，喋喋不休地诉起了财政的困难。
既如此，为何又有那么多钱去吃？
副局长热脸碰到了冷屁股，一下子噎住了，结结巴巴地分辩道，反正我没去吃，有许多问题，当真是一时说不清的。
在他们看来，象信访局副局长这么大的官儿都说不清的事儿，必定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终究要吃饭，而且只是在争取按照规定原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极端者提议实行全镇总罢课。
人被逼急了，往往容易做出极端的事儿，但为了避免被人秋后算账，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仅仅一张不知被谁何时贴到各中小学校的通知便演成了这次罢课。
因为我和丽萍的关系，自是没人告诉我真相，我相信不少人是知道真相的，直至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这次罢课，不少同行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但在我面前说话仍明显地有所保留。
这次罢课的结果，是我们的工资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兑现，趾高气扬的机关干部则连续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同时，始终处于迷糊状态只知道巴结书记的镇教委主任被免了职，丽萍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进县委班子的希望暂时成了泡影。
此后不久，她严肃认真地找我谈话，要求我能协助她刚调整的教委主任查明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我才不会去做如此蠢事呢，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绝不会去做。我玩世不恭的态度显然激怒了她，她指着我的鼻子，脸涨得通红，口气却有些发软：人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难道你非要看着别人把你老婆活生生地扒光吗？说着，眼里竟噙着泪。我才不去管这么多呢，而且想起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想笑。
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了同行们常玩笑地提及的人生第二春的说法——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豁然贯通了，象被堵塞的水管突然被激流打通，信心倍增，仿佛又回到了做民办教师的时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应该承认，丽萍确是个做官的天才——她居然于茫无头绪中找出了头绪，不动声色便让乱成了一锅粥的教育系统迅速安静了下来。
现在看来，她其实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才能象高明的钢琴师那样巧妙地弹奏——经过紧张地竞争答辩上岗，全镇百分之八十的中小学校长主任离了岗。
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有背景的那种，尽管背景不大，至多能攀上镇里的副职之流，已足够让他们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只要是多少有点儿背景的人，在教师队伍中虽同样让人羡慕，内心毕竟还是万般不服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佼佼者，最让人敬重的还是毫无背景的实干家，虽然这次调整也包含了部分这样的实干家，但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让具有管理欲望的人由此看到了某种希望，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教师的拥护。
社会的残酷性往往便体现在这里，在一部分人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往往正悲观失望。丽萍并没有让这种悲观失望无限期地蔓延，很快便让他们随同一部分教师交流到了别的镇，多数到了财政状况明显优于原单位的镇，只有少数被调到了财政状况更差的镇。
到财政较好的镇，虽丢了官，却多拿了工资，心里毕竟还算平衡；到较差镇的人，多是罢课的坚定组织者，虽老大不乐意，却经不住新任校领导强大的思想攻势和丢饭碗的威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儿，因为调整虽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终是无懈可击，更何况离了群，你根本无法再掀起多大风浪，到了新单位同样要享受嘴里热烈欢迎却无人理睬的冷遇，于是只能以时常涌起在心里的“人挪活，树挪死”的可怜想法来安慰自己。
这种在教育系统少见的不少人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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