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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最难的恐怕要数消除业已形成的影响，因为影响存在于人的思维，能够演义。我们那个地方自古就喜欢演义，凡演义必会因人智慧的加入而让影响顺着人好恶的方向内容变得更加复杂流传更广了，而且演义的版本不止一个，原来的事实当然早已面目全非。
关于这一点儿，我刚到思乡镇便强烈地感受到了。——思乡镇与浏河镇犹如四边形对角线上的两个，规模只有浏河镇的一半大小，经济总量却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工作人员实际上拿到手的工资则更少了，是全县的最低。
经济落后，人心必散。凡是稍有门路儿的人早已想方设法调离了思乡镇，剩下的自称为“淘金者”。大不了便是调离，那是巴不得的好事儿，所以“淘金者”原已毫无顾忌，除了犯罪这条底线，几乎没有不敢做的事，没有不敢说的话。
对于我的到来，尽管为我送行的副镇长替我说了许多动听的话，或许由于我的影响和不合潮流的调动，人们看我的目光还是怪怪的，仿佛我衣着不得体或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不过，我没有被这些怪怪的目光所左右，因为我那时候唯一关注的便是能不能有事干，从而让自觉的满腹经纶尽情地释放出来——或许是还不够成熟，我总觉自己有使不尽的奇思妙想，尽管曾因此碰得头破血出，但还是会产生一种不能痛快淋漓施展的无奈，尤其失去干事的机会之后。——既已到了如此境地，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我这样劝着自己，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自从参加了工作以后，便失去了学生时期那样长的寒暑假，尤其是做部门负责人那一段，终日里便只知道忙，当真连认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时间也没有。
人是需要思考的，犹如机械需要加油才能行驶，只有学会了用脑工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熟。一番经历之后，我坚持这样认为。
重新调动了工作的环境是新鲜的，但同样是陌生的，由于缺少了老朋友的呵护，必然会有一段寂寞难耐的日子。
或许只要有过工作调动经历的人便不会反对“大一碗”他们这样的预测，我却牢牢地抓住了这一段空隙，认真地反复地自始至终地如同放电影一样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思，不肯漏掉哪怕是一个细节。所以我不仅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成了“精神贵族”，终日里默默的却又是充实的，以致于“淘金者”们误以为我精神受了刺激，便百倍地呵护我。
原来，他们并不像外表所表现得那样玩世不恭，真诚、坚强、细腻，属于最容易成为莫逆的一类。且无需说他们日后如何坚定地支持我，大概凡人都需要一面旗帜吧，他们必是把我看成了旗帜，单说反思的结果也没能让我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成熟起来，反而又恢复了学生时代那种“宁肯自找麻烦去扩张经历”的激情飞扬，唯一的不同便是有了从众多出路中去寻找最佳出路的意识。
至于后来的事儿，前面已有提及，话既已说到了这里，不妨再回顾一下我做镇长之后的那段经历——实事求是地说，能够做到镇长这一级，虽然不是副书记兼任的，也是我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么沉重的期待啊！
但他们很快便开始反对我，原因是嫌我太过懦弱，不能与书记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说是懦弱，其实也算不得懦弱，因为我不是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参加党委会，争执自无从谈起——既有不同意见，便要拿到会上去议，私下里绝不可以随意乱说，而一旦形成决议，便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尤其作为镇长，更要自觉带头维护团结，离了团结，任何事都无从谈起，这是大局，而且绝不是做作，而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也可以说成是我对农村工作经验的总结。
所以，对于经我再三请求书记仍不给我分配工作的做法，我虽强烈不满，但还是不肯表露出来。——做着镇长，又不履行镇长的职务，还要随时保着微笑以应答别人对自己镇长的称呼，既有称呼，便会有人而且希望有人请示工作，面对请示，却又不知如何作答。
至此，我方才对“官差不自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任何一级官员都不是随意的，而且越靠上的级别反不如靠下的级别自由，正所谓“巨棒可以压死大象，但要轧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坚信无此经历的人必难体会其中的尴尬。
既无事可做，我便到村里去做调研，幸喜农民是真诚的，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忱地欢迎。应该说，这是我之前的任何一届坐着轿车下乡的镇长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从他们那里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可能书记连这点儿事儿也不想让我做，因为他非要说我煽动群众情绪，而且认认真真地向县委做了汇报。
其实，我到村里做调研，从不涉及政事儿，即使别人主动提及，我也会尽力把话题岔开。
唯独这点儿，我偏不信邪，你支持也罢反对也罢，既然我问心无愧，便照旧做着自己的例行功课——帮着想想法出出主意，机缘巧合也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
（四）4、5、6
更新时间20102127：24：09字数：1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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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会有分歧，或许也算不得分歧，只是做事的方式不同，他喜欢而且满足于听取汇报，而我则喜欢深入到一线弄清事情的真相，而且我认为乡镇已经是基层，不少事情镇里的领导完全可以也有能力了解到真相，没有必要只满足于听汇报，而且这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一回事。
那么，之所以除了书记之外还会有人反对，则关键因为减少了环节，必然地要侵害减少了的环节中的既得利益人的利益。所以，分歧便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对抗。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月，直至镇里发生了机关干部集体上访，书记把责任全部归罪到“我的挑唆”上引起了县委的重视才有所改变。——事实总是这样，无论你是不是不屑辩论，只要你不说话，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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