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当然是不定向的，一会儿就由局长转向了其他人，有时候也没有指向，甚至会相互对骂，待老板嫌吵上来问时，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骂自己。
事实上也是没有指向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象我们这种人，情绪也是不能乱宣泄的：别看只是骂人，但骂人显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无事也会因为与众不同被人骂上两句神经病，而倘若遇上愿意多事的，这种破口大骂足能定“反动”的罪，尽管这家饭店僻静且老板因为赚了钞票已与我们成了熟人，但必须谨防隔墙有耳。
因此，事后想起来我仍觉得后怕，而且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里已开始有微词，说是臭味儿相投：每逢有我们两人一起出入的镜头，总会有人在偷偷地指指点点，我就会象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或者贼一样溜走。
机关里，原就不允许有两个太过亲密的同事，更何况是我与他，我显然已被认作了堕落。
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主要因为我感觉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我隐隐觉得自己不该也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终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我不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我必须要离开他，尽管我觉得有点难分难舍而且理亏，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硬起来，或许有了希望心就会硬起来，我便有这样的勇气，我便是这样的人吗？
离开他当然要有痛苦的食不甘味的过程，但我不是一个容易痛快而沉迷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为了追求宁肯舍弃一切。
原以为离开他会象自己做出离开他的决定一样艰难，我为此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地逐步离开他的设计，譬如为自己找一个合理恰当的理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却又担心逐步离开万一自己突然软下来会离不开他。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分开就象人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简单，只要他约过一次我故意不赴约就断了。
断了的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象失了魂似地，突然地又觉得胸膛中有股气在慢慢地聚敛，霎那间就欲炸裂似地，只有在屋里快速地转，惹得老婆直骂我神经。
且不说老婆的骂，单说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神经真的出了毛病，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被强烈的倾诉欲所折磨着，那感觉就象经济宽裕的人常常会觉得乏味而日子紧巴巴地终日里要算计着钱要如何去花的人反而有滋有味一样。
我的理智终没能战胜几欲将我吞没的倾诉欲，而且我终究还是一名实职副局长，只要肯加入他们的闲聊，总还是有人肯听的。
这也算是一种条件吧，或者也应称之为“以权谋私”，因为倘若不需要承担责任又能让自己得到放松有谁会不乐意加入其中呢？
当然，我的这种倾诉欲与老主任有严格的不同，他说的尽是局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许应称之为内幕的秘密，而我却严格地坚持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或许只是一种想说话或者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欲望。
如此就只能说女人，别的不能说，难道说女人也不行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地自得，或许女人应该是官场最长久不衰的话题，我很快就得了一个“色”的诨号，“色”也比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招惹是非强。
但“色”通常与“屎蛋”或纠缠不清的意思相连，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要这样的诨号。
那，又该咋办呢？我居然发现自己极富天才，毫不费力地就能让自己说得含蓄、“文明”，当然，尽是无聊之举，却不料竟很快在局里流传开来。
于是，我更加津津乐道，努力地去搜寻这类故事，因为任何事物要保持必要的吸引力都必须适时。
常言道，话多必有失。便是指人说话多了常常有不能自抑口不应心的时候，更何况我说的原就不过是用来逗乐的疯话，自然难免要搀杂一些真话来增加事情的真实性。即使不这样，语言也具有明说暗讽的功能，常常会被人疑心为要暗指些什么。
果然，正当我引以为乐颇为自得之时，局长找到了我。他虽没有把话说透说绝，却明显地因为我的话多在严厉地批评我。
话似是而非，明着说天气而实际上却在暗指什么。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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