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愈加让我不屑——支书刘老蔫儿居然会这样：因为开始有人到镇里告他，他便组织了一次责任田的丈量。
不了解农村的人或许根本弄不懂他的用意，这农村责任田的边界随着标志的模糊总会多少发生变动，通常是村里人争论的焦点问题，只是因为这种变动一般地涉及数量不大多数村里人宁肯糊涂了事。
怪就怪在，刘老蔫儿并不把丈量的结果公开，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因为存有咱们前面讲述中提及的猫腻他当然不会公开而自找麻烦，但了解内情的终究属于少数，而且他明显不是通常的张榜公开而是采取了个别谈话的方式透露一些信息。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相互打听猜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最为流行的话题。尤其是他曾经谈过话的那些人，明显地一副受了侵略的义愤填膺。
他们竟是相信刘老蔫儿的观点，去丈量的显然不是自家而是还算友好的地邻家的田，对方的多了自家的则必少，这是一个似乎无法更改的事实。
去丈量别人家的田本已惹起了人家的强烈不满，而丈量的结果更是让人感到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地步。
于是，文明一点儿的就要与地邻谈判，若是遇到了火爆性子难免要大打出手，村里争吵声、哭喊声一片：张三动手打了李四多嘴的媳妇而据说是因为李四的媳妇伸手掏了张三的蛋引起的云云。
这显然是老蔫儿的计策，可待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儿时，告老蔫儿的事儿早已耽搁了一段时日，而且大家惊奇地发现，事儿闹得厉害的竟全是已经或者准备加入告老蔫儿行列的人。
因此，大家就暗自发誓绝不轻易放过了这个老狐狸，话显然是些狠话，事儿却是没边影儿的，因为此时大家争执的结果最终还是要靠老蔫儿去主持公道尚需求他。
在这里不妨捎带重提一下，再难的事儿也绝不能去法院这是村里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是不相信法院，而是只要去了法院自家的事儿就已不再是自家人的事儿了，恐怕经世万年都成了仇家。所以，村里人最忌去法院。
但此番的一通出手，不少人显然是该承担一点儿责任的。伤了人担一点儿责任，天经地义，任谁也不会反对。但没人希望多担责任，而且这类事儿的惯例族长是不会管的，更何况他本人也参与了此事，所以只能去找老蔫儿。
原已势微的老蔫儿一时间居然又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虽然不少人仍甚至会暗暗地千祖宗万奶奶地咒着。
现在看来，这事儿完全是老蔫儿的计策，我不想作过多评价。而事情之所以会蔓延至此，我当初认为，或许就是因为刘老蔫儿经常所说的人心不古，我父亲也这样认为。
——事实也是，人们的胆量突然就这么一下子变大了，譬如原本缩手缩脚的人变得敢说话了，即使事不关己的事必也要说上几句，这可是前些年要了命都不敢的：
不仅邻里之间的纠纷要肆无忌惮地评论一番，甚至竟然渐渐地扩展到了村干部乃至镇干部的事儿，而且男人这样，女人也这样，连村里的狗都叫得欢实了。刘老蔫儿如是说，显然是既愤怒又无奈。
至于我断绝与所有同学的联系决心留在村里的决定，除了迫于无奈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赌气——他们显然敢于当着我父母乃至我的面讥笑我，我的无能、我的大棚、我与阿惠之间不识时务的婚姻……似乎我就是一个最值得而且必须予以讥笑的人，虽然他们也曾竭力地帮我，譬如如何种地施肥。
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毛小子，如此认为就敢于把话说到了嘴上。
据村里人统计，这种理所当然地让我反感的讥笑居然是村里近十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无疑一直持续到咱们前面讲述中提及的苹果销售事件发生。
或许因为觉得蹭了我的光儿，讥笑才始渐渐弱了些。既蹭了人家的光儿，再去讥笑人家难免于理不合。这就是村里人的逻辑。
而我的逻辑却是，毕竟不是单凭体力吃饭的年月了，挣钱也不再是丢人的事儿，我必须要挣到钱，而只有能够挣到钱而且是靠智慧挣到钱才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价值的大事。
说良心话，我确是忽略了自己这样的逻辑分明是他们用失败尝试的结果，而且我感觉自己必须明确地与他们区分开来，虽说我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了他们，单是乡供销社恒温库的承包若是没有他们的集资肯定是万万不成的，尽管因此付出了我父亲所有的忠厚，但我认为这就是智慧，也是我与他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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