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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搅作一团，使我理不出头绪。我坐在起居室里，一件一件地看着我的家具，我真想把它们都砸烂。“看吧，”我对自己说：就是因为这些你才自找苦吃！“我开始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我打了克丽斯蒂娜，狠狠地揍了她一通。我先是等她回来，像根木头一样坐在床上，心中充满绝望和懊悔。我把一切都错过了，我的婚姻是错误的，我在职业上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再加上由于怯懦，对于克丽斯蒂娜的情况视而不见。
这个夜晚，我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直到12点半克丽斯蒂娜才回来。我看见她从一辆奔驰牌轿车上下来，车正停在我们楼前面。天啊，我想，她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自尊，这是灾难啊！她被葬送了。我把她拽过来，揍她，打得我两手发疼，然后，我们两个面对面地站着，一起流着泪。克丽斯蒂娜完蛋了。我冲着她的脸喊她是个婊子：“别否认了，我知道。”她只是摇着头，呜咽着说：“可不像你想的那样。妈妈。”
我没有问她详情，打发她洗澡、上床。我所忍受的痛苦，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克丽斯蒂娜卖身给男人！我觉得这一击比我知道她注射海洛因还要可怕得多。
我一夜没有闭眼。绝望之中，我甚至考虑把她送到训导学校去，但这会使事态更严重。人们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医疗中心里。但一个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这个中心的坏话——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那里互相教唆卖淫。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让克丽斯蒂娜彻底地离开柏林，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把她从这个泥潭里拉出来，送她到没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亲马上就同意接待她。还有我的姐姐也愿意。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克丽斯蒂娜的时候，她样子很狼狈。我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她带着忏悔的表情宣称她愿意接受治疗，甚至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个床位。
真让人松了一口气！我本来还担心克丽斯蒂娜不经治疗忍受不了痛苦，会从我母亲或姐姐家逃出来。
对戒毒所的详细情况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费用很高。在她14周岁的前两天，我用小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进行人院谈话。他祝贺我们的决定并向我们保证从此之后我不必再担心了；一般地说来戒毒所的治疗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终于有这么一天！
于是，他递给我一些该签的文件。付款保证：每天52马克，预付四周。这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再说，这个年轻人肯定地说社会保险部门会偿还给我们。
第二天，我凑齐了500马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银行借了1000马克，准备在下次家长会时把支票交给他们。
家长会议的发起人据说原来也是位瘾君子，他的过去似乎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解释说这多亏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为一个新人。这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克丽斯蒂娜进步很大。
而实际上，这是在演双簧。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们的钱。不久之后，我通过报纸得悉，戒毒所属于美国一个可疑的会道门。它的巨额利润完全是对不幸的父母们的剥削。
但是，和以往一样，我明白得太晚了，又办了一件错事。而当时我想象着克丽斯蒂娜落入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但我需要钱。
我走遍了各个行政部门，但好像谁也无能为力，没有哪一家能告诉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种窗口之间奔波着，真像是盗窃了这些人的时间。
最后，有个人对我说，首先应该拿到卫生部门发出的诊断证明，证明克丽斯蒂娜确实是吸毒瘾患者。拿着这个文件，我才能请求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克丽斯蒂娜的不幸逃不过任何一双对此稍有常识的眼睛。但是，行政管理，就是这么回事。一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和一位官方认可的医生定了约会；而克丽斯蒂娜早已逃出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三次出走。
我哭得像个泪人。我想，又来了，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我和我的男友，我们开始寻找她。早晨，我们像梳头发那样在周围寻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厕所都找过了）和唱片舞厅，这中间还到了火车站和地铁车站，所有的吸毒者出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向警察申报了她的失踪，警察局把她列入了寻人名册。她最终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缠绕着我，总担心电话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变得神经质，对一切都没有欲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强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请病假。我的心脏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动，一到夜间就感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腾，腰疼，头像是要裂开。各种不幸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
我去看医生，他给了我一个善意的打击。在检查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经性的，给我开了指导女儿戒毒的药方：当我告诉他我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后，他说，几天前有个姑娘找他看病，自称是个吸毒者，问他应该怎么办。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无办法，干脆去上吊。”
这就是他对她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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