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建立中国第一个特区“上海”。随着深圳一夜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的爷爷重新回到了经济研究的领域里去。那一年，我的父亲24岁，正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我的爷爷要他从部队退伍回来，和他一起做经济研究。
我的奶奶死的早，我的父亲一直由我爷爷带大，直到我爷爷去苏联我父亲才被送到了军队抚养长大。也许是因为父子间多年聚少离多感情的疏远和军人生活给予他的巨大安慰，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顺应我爷爷的意愿，而是坚持在部队里当一名军人。
我的父亲当时在中国陆军步兵连里担任一名狙击手，因为精确的射击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他很多时候担任特种部队的后备源，带领整个连和特种部队战斗在最危险的前线。
这些历史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的姑姑从来不和我说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没有见过我的继奶奶，甚至在我8岁前我都没有印象见过我的姑姑。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着最朴实的原始生活，直到后来我的父亲开了个照相馆，变成小资阶层。
23岁的我坐在北京地下一家还没有营业的酒吧里，听着一个叫做叶圣南的人说着那些似乎从来就与我无关的历史故事。
叶圣南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一起在军营里长大，亲的就像亲兄弟一样。他其实算长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只是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的沧桑。若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战友，若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我想我一定会替我父亲狠狠的揍他一顿，告诉他什么叫做朋友妻不可欺。
20世界70年代，中国的军事封锁开始被打破，中国开始参与一些国际行动。在一次执行国际任务时，我的父亲替叶圣南挡了一颗子弹，子弹从他的右肩穿过，宣告他神枪手称号的就此终结，也宣告着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结束。
在那个临时搭建的救助医院里，我的父亲重新见到了我的母亲。
他们第一次相遇，是我父亲被送到国外深造的时候，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只有19岁。回国之后他们靠书信来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之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彼此杳无音讯。
我的母亲谢安琪是个台湾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战场上一名所向披靡的将军，在蒋介石落败台湾时追随蒋氏定居在了台湾。在浓厚的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她成为了一名军医，并在美国留学时加入了当时的国际救助医院。
他们的爱情故事很多时候听起来更像一曲高亢的哀歌。我的爷爷不同意，我母亲的父亲也坚决反对，甚至整个国家都在表示着无奈。那个年代的中国和台湾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里，我的母亲被遣送回了台湾，而我的父亲伤好后回到了流放我爷爷的那个小山区。隔着惊涛拍岸的台湾海峡，思念如那潺潺的流水，源源不断，却始终没有让他们想要放弃过。
坚持终于换来了爷爷的妥协，而我的母亲却不得不和她的血亲断绝了关系。登上那艘驶向幸福港湾的船，以为苦难就此结束了，结果却才刚刚开始。
1987年，我哇哇落地。
我的爷爷那个时候在经济的研究上卓有成效，他再次劝说我的父亲协助他一同研究，谁知我的父亲却爱上了摄影，他整天的摆弄着照相机，花大量的钱买胶卷。家庭的负担迫使我的母亲不得不到镇上的医院去工作。我们搬离了那个贫穷的小山区，开始了镇上的生活。
我的父亲在摄影方面的天赋使得他的事业蒸蒸日上。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中东地区战争的爆发，一家杂志社联系到了我的父亲，重金聘请他做一名战地记者。因为我母亲强烈的反对，我父亲拒绝了那家杂志社的邀请，留在了那个家里。
我想，故事的最后我应该是知道的，想到面前这个男人拐跑了我的母亲，害死了我的父亲，我把啤酒撒在他笔直的西装上骂道，你和我爸爸是兄弟，我的爸爸还救过你的命，为此还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你就这么报答他的吗？有你这么做兄弟的吗？
我没有听他的解释，也没有听他把故事继续说下去，扭头便离开了。
我一直以为，我的父亲在结束军旅生涯之后，他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用另一种方式来开始他作为一名军人的抱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离开之后，他总是一个人抱着照相机坐在漆黑的大门前一个人默默的流泪。我以为那是他一生都无法实现的遗憾，所以23岁的我结束了野外拍摄的生活，签约了当时的《军事》杂志，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23岁的我，任性的就像我父亲当年。
只顾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只顾着自己情感的宣泄，完全忘记了身边还有在乎自己的人。
我穿梭在枪林雨弹之间，徘徊在生死之间。我倾听每一次子弹掠过头顶的声音，呼吸呛人的硫酸味，直到我受了伤被送了回来我才知道，战地记者并非是我父亲一生的遗憾。相反，他有长达四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也正是这份战地记者的生涯，酿就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25岁的我，在右手里打了两颗钢钉，打着厚厚的石膏躺在医院里听叶圣南将剩下的故事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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