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2000年7月9日,高考的最后一天。老实讲,出去的这段时间我变得有点儿神经质,像个野人,完全没有时间概念。
我回到北京,在西客站附近的一个长途客运站下车,走到西三环上,在那儿等300路,坐上回家。
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让我买票,我翻遍全身上下的衣兜,只找出5毛钱。我当时背着大号的军用背包,衣衫肮脏,面有菜色,头发里还泛出令人作呕的怪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确实想个有意赖帐的家伙。我告诉售票员说,我是北师大的学生,出去旅游,钱包让人偷了,现在身上只有5毛钱。
那售票员让我出示学生证,而我根本没带学生证出门!我在书包里找了半天,最后找出我的相机,用这个证明我是个体面的城里人,不会为了省一块钱而故意跟她赖帐。
你都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么羞愧,我想我这个城里人怎么这样啊?那些老乡们说城里人的坏话真是没错。我还不如跳下车去走回家。
回到家里,我洗了澡,吃了东西。我妈告诉我:有个女孩从一星期前开始,每天打电话来找你,问她是谁也不说。
我这才想起来,这几天微微应该高考了。
我关了房门,给微微打电话,是微微的妈妈接的。她告诉我,微微去考英语了,等一下她还要去学校接微微回家。
我说了几句客套话,问了问微微的准备情况等等。
阿姨告诉我,微微准备得很充分,“可是,”阿姨说:“她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和她谈了好几次,她都不听,我担心她会受影响……她这几天还找过你,你不在是么?”
我说是,我去外地了。
“齐天,如果她再给你打电话,你能不能帮阿姨劝劝微微?”
我说当然,我会好好劝她的。
后来,阿姨还问我和微微的关系到底如何?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微微?
我拿着电话,羞愧无比,我觉得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下午,我打电话给微微,问她考得怎么样?
微微冷冷地说:还成吧。
我问了问她考试的细节,都是像“作文题难不难”这一类不咸不淡的问题。后来微微说:“还有事么?没事我睡了。”
“你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了?”
“打了。”
“什么事。”
“没什么事,心里堵得慌,想找人说话。”
“找到人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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