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自知之明，你确实不知道我堕落腐化到哪种程度了，但对她我确实不忍心，给你留着，她绝对是个rr（处女）。”他说。
和多日不见的王文革混在一起，觉得话特别多，我们本来就最投机。于是我们热烈地不厌其烦地谈起舒怡，愈谈愈觉得她不错，愈谈愈觉得她真和我象那么回事，愈谈愈觉得时不待我，机会稍纵即逝。
我们谈得昏天黑地不着边际，过足了侃瘾，人也疲倦不堪。渐渐地，王文革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呼噜，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就完全变成这样一堆不齿于蒙城的狗屎人渣，生活真他妈残酷！
我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
十一
我和糜局长的外甥女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我和刁得花的散伙比结识更具爆炸性。人们从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猜测“李刁事件”的真相，各种诡秘的表情古怪的目光将我吞没了。不管我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有志气的男人，还是个不时识务的蠢货，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我要倒霉了。我因此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态极有耐心，极敏锐地关注着我的状况。看来在分享他人快乐和看别人笑话之间，我们不少的同胞更加赏心悦目于后者。
首先是房子问题化为泡影，我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依然是个徒劳的梦。我局新建的宿舍楼已经峻工，糜局长许诺的三室一厅被另一个比我年龄小两三岁的门卫夺去，我质询的结果是别人是试婚夫而我是单身汉。
其次是我参加建党积极分子组织活动的权力被中止，瑶姐正式通知了我。我据理力争，谁也不能剥夺我爱党爱组织的权力！她只说了句她负责通知，其它无能为力。我被林副局长搪塞又被糜局长回避。还有公费旅游的权利，混吃混喝的权利，洗桑拿的权利，唱卡拉的权利，花钱不多抱着暧和的权利，一步到位的权利，打业务麻将的权利，奖金、分红、回扣……
一概被剥夺了。
最后，我仅有的权力是打开水、拖地板、擦玻璃、交信件、值夜班等差役。这份工作以前一直是雇的一名临时工干，我和刁得花散伙后第二天他就被糜局长辞退了。我从轻蔑中接过空水瓶又从污辱中送进鲜开水，我在不屑中被唤来又在渺视中被召去。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勤杂工。整个儿感觉是泥鳅掉进了面缸里――灰溜溜的。这些都让我难以忍受，但不久更大的灾祸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差点成了“李犯亚非”那种人物。
那天早上打扫完清洁后，我腰酸背痛直冒虚汗，我沏好一杯茶枯坐，缓过气来后找起一份《参考消息》消遣时光。突然瑶姐大叫起来：“哎呀糟了！香烟丢了五条，三条玉溪两条红塔山！谁看见了？”
众人大惊，都摇头，有的翻报纸抖动，有的朝桌下望。
“钥匙是你在保管，怎么会呢？”老袁问。
“昨天下午忘了带了，”她一边翻箱倒柜一边说，忽然她又高了八度地尖叫，“天哪，还掉了两份省上传真过来的文件！”
“昨天是谁走最后的？”她转身问。
“是，是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我没看见。”
“是吗？”她有些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说，“那是两份机密文件，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小李，你再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不留心带走了报纸，文件当时我夹在报纸中，还没来得及往柜里放。“
我更加慌张了：“怎么会呢？我要那文件做什么？我也很少吸烟，这你知道。”
“文件对你不重要但对局里很重要，香烟都是次要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不得了，我们局里可能出了间谍。”我一摊手一耸肩。
“反正只有你进去过，反正……”她唠唠叨叨，咋咋哇哇。
“瑶姐，你的意思就是我偷了文件和香烟？请你说请楚！”我质问她。
“我又没有明说就是你偷的，你心虚什么？人正不怕影子歪嘛。”她居然这样说。
我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我心虚？我心虚什么？我从小长大没拿过人家一针一线！我倒要问你，为啥迟不丢早不去，你一管钥匙就丢？我看是小偷做保管——兼守自盗，贼喊捉贼！你还是先怀疑你自己吧！居然怀疑起我来了，他妈的！”
她的脸如刚一触到针尖的屁股一样猛地一缩，刹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才在她的办公桌前喋喋不休地絮叨起来：“……谁吃多了撑着没事干，连文件都要偷，要是见了钱呀，就要去抢了，简直是见鬼了！……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低！……”
众人都极有兴致地坐山观虎斗。我想说多了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索性继续埋头看报纸喝茶哼歌曲，不再理她。整天办公室的气氛不对劲。瑶姐把桌上的东西摔得啪啪直响，我便报以干瘪渗人的冷笑。
我再次成为嫌疑犯仅仅在一周之后，这次被盗的是传真机上的电话手机。一切都似乎事出有因，有所预谋，更具针对性。本来上次丢失香烟和文件之后我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行踪，尽量不要单独呆在办公室，一到下班时间就赶紧溜之大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又被诱入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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