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她说，“你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几天之内，那边催得急。”我说
“让我考虑一下吧，到时再说。”她挣脱我的手转身跑了，我看见她先是缓慢的步子，又变成小跑，又变成更缦慢的步子。
第二天，我带着卫超从深圳写给我的信（当时的规定，内地人要去特区必须有来自特区的邀请信。）先去公安局，花三十元以旅游探亲为名办了张边境证，又到银行取出我的全部存款一千八百元，这大多是为一家经济开发区翻译资料获得的报酬。我买了双新式凉皮鞋，一件汗衫。我估摸着钱不够用，想起借钱那天贾卫东的话，就到他的火锅店去碰碰运气，正好他有笔利润在手。我告诉他有点小生意需要点资金，借了八百元，我不敢告诉他我要远走。我又给成都的哥们叶冬江打了个电话，联系机票事宜。我神出鬼没，家里竟一点不知我的动向。
当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再次敲开舒怡的家门时，她不在家。她母亲见是我，就象富人家里来了一个穷亲戚，先是惊讶，再努力验证自己的记忆力、辨别力，又极力地用一种不冷不热的语气说：
“怎么又是你？你老找舒怡有什么事？白成富约她出去了。”
我悻悻地告辞，转身欲走，她却叫住了我：“小李，你先别走，我想和你谈谈。”
我被她安排坐在一张仅有三寸高矮、巴掌大小的幼儿园那种儿童塑料凳上。我正襟危坐，双手垂地，双膝高耸。半阵都找不到搭讪的机会。桌上放着两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和一盘水果，看来他们刚走不久。我没有被款待享用水果茶水。舒怡的妈正对着我，居高临下地坐着，用审讯官的眼光拷打了我一番，咳了咳嗽，于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审讯就正式开始了：
“小李，你老实说，你对舒怡了解多少？”
“异性朋友中，我最了解她，她也最了解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吗？舒怡可是个苦孩子，她从小没父亲。”
“我也是吃苦瓜长大的嘛！”我想融洽一下气氛，也想改变一下被动局面。
“严肃点！别跟我吊儿郎当的！”她突然厉声地说，“老实说，我对她和你的事是不赞成的！”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很简单，你的条件不太好，现在应该说是很不好。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在我女儿身上重演。我是舒怡的母亲，我要对她的一生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冷淡地，干巴巴地说。
“也许舒怡和您对幸福的概念不同，理解不同，坦率而冒昧地说，你们毕竟是两代人。”我平静地应付。
“笑话！难道我还要害自己的女儿不成？她现在还小，再等几年就会明白的。”她愠怒地说。“我会尽量让她幸福的。”我郑重地说。
“笑话！你能让舒怡幸福？”她不无嘲讽地说，“你有这个能力吗？听说你连工作都不要了？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敢奢谈让别人幸福，真是笑话！”
“您误会了，我是停薪留职而不是把工作扔了，这只是暂时的。”我声明，并挤出一丝笑容说，“再说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年轻人应该积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国家也困难嘛！我们不去体谅也就没人去体谅了……”
我想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这是在蒙城。”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半晌又问，“那你打算干什么？”
“我打算开一家洗脑公司。”我情急之中胡诌了一句。我才不敢暴露想拐她女儿到深圳去呢。
“什么什么？洗脑公司？理发店还是洗衣店？干洗店那种？”她懵了。
“不不，不是理发店，也不是洗衣店，而是洗脑公司。”看着她迷惑不解的样子，我想趁机证明她的女儿并非瞎了眼。我指指自己的脑袋给她解释，“洗这里——大脑！有点心理咨询、心理诊所的性质，国外这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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