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对我说：“作为女人，我认为能挽救你的惟一方法就是学会发骚。”
我知道她在放屁，不过我想，作为女人，我至少该留个长头发。
是的，我的读者，你已经开始看我的小说并且已经了解了一点点我最近的生活状态，可是如果现在我不告诉你的话，恐怕你不会想到其实我是一个女的，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叫我女性，女孩，女青年，女人，等到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你可以叫我妇女。
作为一个雌性生物，我感到很幸运，从小一听到雌性这个词，我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是一只绵羊，温柔并且充满母性，而说到雄性，我在第一时间反映出黑猩猩，暴躁，丑陋，不爱洗澡。所幸的是，通常我们并不用雌雄来形容男女，否则的话，我将厌烦包括我爸，我爷爷，我老爷，我二舅在内的一切男性。
现在我想跟你说说最近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想我倒霉的开始是从跟梁小舟的感情破裂。
梁小舟，男，1973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身高1。79米，体重75公斤，毕业于燕山大学机械系。
以上，是梁小舟的基本资料，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更改的关于他本人的说明，至于其他比如喜好和理想等等，我想，那都是随时可以更改的，不说也罢。
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是不经意地就会想起一九九二年的秋天，在海边的一个城市金色的阳光底下，一群衣衫褴褛表情呆滞的青年拎着旅行箱或者编织袋，用各色的花布包裹着行李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和城市的火车上跳下来，其中的一个又高又瘦，只在背上背着一个大的登山包，不同于其他人那样茫然的东张西望，他从火车上跳下来之后就找了一个荫凉的地方，把包坐在了屁股底下，拿出随身听塞到耳朵上，摇头晃脑起来。
其实我们坐了同一趟列车，我一直在车厢里看着那个小子美美的在树荫下乘凉，而当我走出车厢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一帮热情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学生给包围住了，“哪个学校？”“是从哪来的？”“什么专业？”他们一边放炮仗似的向我发问，一边热情地抓着我的行李，我依稀记得当时我有些愤怒，一边使劲的跟他们争夺我的行李一边继续用眼睛看着那个小子继续在树荫下摇头摆尾，脸急的通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小子看着我狼狈的样子，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很明显地幸灾乐祸。
那小子就是梁小舟。
那天，我很快就被一些大学里的爱出风头事儿妈们带到我们大学的接待站，从我开始注册一直到我进到自己的宿舍里始终都有让我厌恶的事儿妈帮着我干这干那，现在我想起来，那时我的师兄师姐们傻得就像现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巡逻的老头老太太们，假装学雷锋的同时试图在新生当中奠定自己的崇高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村儿里出来的梳分头长满痤疮满身恶臭的小个子在帮我绑好栓蚊帐的竹竿之后拍着胸脯跟我说：“我是体育部的干事，学生会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欢迎你来找我，刚到学校，你千万别想家，别哭鼻子……”我现在对那个家伙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因为这么多年以来，那是我惟一见过的一张那么具有考古价值的脸，在没有进化的情况之下，能长得这么像人，真是难为他了。总之，我想说的是，大学的第一天这些虚伪的嘴脸真叫我恶心，因为那些被我所记住的大学里的脸庞在入学的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们打声招呼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愕然和不可思议，仿佛我是个神经病。
倒是梁小舟，这个对我幸灾乐祸的家伙，忽然有一天在我去餐厅排队打饭的时候，忽然从我的身后长长的队伍后面蹿了出来，不顾周围那么多的同学给予他“死不要脸”的评价和大批量投向他的白眼球，仍然顽强地把他手里的三个饭盆和一张饭卡塞到我手里，“嘿，北京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我也是从北京来的，“北京妞儿，一斤半米饭，菜你随便打，要有肉！”我颤颤巍巍地抱着那三个摞在一起的饭盆，那天连盛饭的大师傅都向我抛了不下十个白眼儿。
当许多许多年以后，梁小舟已经当上了飞行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他喊我打饭的那一幕，问他：“那天你怎么想起来让我给你打饭的？”
“我看你跟他傻逼似的站在那，知道你肯定管。”梁小舟嘿嘿地坏笑着。
“凭什么我就肯定管啊，我那时候知道你是谁呀？”
“嘿嘿，第一天在火车站我看见你那小样儿，跟个柴火妞似的，我就觉得你挺可怜，想着以后罩着你在大学里混，谁叫咱老乡呢。”
我想梁小舟说的大概是真话，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像个孩子似的，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做事。
梁小舟这个人呐，总的说来心眼好，性子急，损人不用打草稿。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形容他们系里号称“一脚踹”的一个女生的一句话，他跟我说：“她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后边追我，要是我回一次头，都算我是流氓。”就连那个女生“一脚踹”的外号也是梁小舟给起的，据说那个女的平常只跟他们班男生来往，梁小舟他们宿舍还有一个男生专门找那女的给他洗衣服。每次，那个女生都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扭捏着，往往都是男生半开玩笑半耍流氓的用脚从后面踢她的大腿根之后，女生假装羞涩和无可奈何地抱着一大堆脏衣服屁巅巅地跑回宿舍去洗。
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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