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那个守夜人手里拿着克罗姆韦尔的帽子追了过来。我们把帽子给他戴上，可它又掉了下来。“这儿，”我说。“把嘴张开，放我嘴里。”我们拖着他走，弄得汗流泱背的。守夜人厌恶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说：“把他放开！放这儿，让他趴在我背上……你们这帮笨蛋。”我们就这样走到了街口，情绪一下子就高起来了。“现在，你们一个人去叫辆车，”守夜人说，“别再拖他了，他的胳膊都快拉断了。”克伦斯基去找车了，我们坐在路边等着。
出租车一会儿就来了。我们把他扶到车里，他的衬衫下摆还是那么露着。
“去哪儿？”司机问。
“艾斯特饭店！”我说。
“去威尔德夫—艾斯特！”克伦斯基大声说。
“好吧，想好再说！”司机说。
“去康姆德斯。”克罗姆韦尔喊了起来。
“你肯定了？”司机说，“这口没白说吧？”
“就会康姆德斯吧，好吗？”我把头探进车里。
“好吧。”克罗姆韦尔口齿不清地说，“我去哪儿都行。”
“他身上带钱了吗？”司机又问。
“他有的是钱。”克伦斯基说，“他是个开银行的。”
“我觉得你们最好有个人跟他一起去。”司机说。
“好啊。”克伦斯基马上跟他太太一起钻进车里。
“嗨！”克罗姆韦尔大声说，“马克思医生怎么办呢？”
“他坐下一辆车来。”克伦斯基说。“他得去打个电话。”
“嗨！”他又朝我喊，“你太太怎么办？”
“她没事。”我说，挥手道别。
回到家以后，我发现了克罗姆韦尔的手提箱，还有从他兜里掉出来的一些零钱。
我打开手提箱，看见一叠纸和几份电报。最近的一份电报是财政部发来的，催克罗姆韦尔一定要在午夜打个电话给某人，十万火急。我一边看着那些法律文件，一边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杯酒。我决定替他往华盛顿打个电话。我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人叫起来。他睡意朦胧地说着话，显然是生气了。我解释说克罗姆韦尔出了点儿意外，明天早晨再给他打电话。“可你是谁？……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停地重复着。“他早晨再给你打电话。”我又说了一遍，没理他那不停的询问。然后我就挂了电话，撒腿就跑。我知道他会打回来，我怕他叫警察抓我。我绕了好长一段路才到了电报局，在那儿我给克罗姆韦尔往康姆德斯饭店发了个电报，我希望克伦斯基已经把他送到了。离开电报局的时候，我意识到克罗姆韦尔可能明天下午才能收到电报。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往康姆德斯饭店打了个电话，督促值夜班的服务员一定要记得叫醒克罗姆韦尔，如果电报能及时到的话。“不行就泼他一瓢凉水。”我说，“可是一定要记住让他读电报。这是有关生死的大事情。”
我回了家。莫娜已经来了，正在收拾那片狼藉。
“你们的晚会一定开得不错。”她说。
“是的。”我说。
我看见手提箱躺在那儿，也许他往华盛顿打电话的时候要用这个。“瞧，”我说，“我们最好叫辆车，马上把这个给他送去。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了。它们可是碰不得，最好别让人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
“你去吧。”莫娜说，“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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