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到街上，正如克伦斯基刚才说的，坐下一辆车赶过去。到了饭店以后，我得知克罗姆韦尔进房间里去了。我坚持让服务员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克罗姆韦尔穿着衣服躺在床罩上，四脚朝天，帽子放在一边。我把手提箱放在他怀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然后，我让服务员陪我到经理办公室，向那个人解释一下情况，让服务员做证。他看见我把手提箱放在克罗姆韦尔的怀里了。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经理问道，对这种不太一般的做法有点儿心神不安。
“噢。”我说，“综合研究所的哈里·马克思医生，有什么事你早晨给我打电话。克罗姆韦尔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联邦调查局特工。他有点儿喝多了。我希望你们好好照看他。”
“我当然会的。”夜班经理说，看起来有点儿大惊小怪的，“马克思医生，我们随时可以在办公室找到您，是吗？”
“当然，我全天都在。如果我出去的话，你就问我的秘书罗宾诺维奇小姐，她知道我去哪儿了。现在，我得回去休息了。我九点钟还得去手术室。多谢。晚安！”
旅馆的侍者把我引至旋转门。他显然对我刚才那篇胡言乱语印象颇深。“要出租车吗，先生？”他问。“好的。”我回答，把我在地板上捡起来的零钱都给了他。
“非常感谢，医生先生。”他一边说着一边点头哈腰地把我引向出租车。
我让司机把车开到泰晤士区。我在那儿下了车，向地铁站走去。刚到售票处，我发现身上一分钱也没剩下。坐出租车把我身上最后一点儿钱也花光了。我走上台阶，站在马路边，琢磨着从哪儿可以弄到买地铁票的钱。我在那儿站着的时俟，一个夜间送电报的从我面前过去。我看了他两次，想看看我是不是认识他。后来，我想起来在格兰特中心的那家电报局。我肯定有认识人在那儿。我走回格兰特中心，一眼就认出，在桌子旁边，千真万确，是我的老朋友迪格斯。“迪格斯，借我五分钱好吗？”我说。“五分钱？”迪格斯说，“嗨，给你一块钱！”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就又回地铁站了。
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克罗姆韦尔说了好几次“我的朋友伦道夫”。我丝毫也没对他们是好朋友起过疑心，尽管克罗姆韦尔做卡萨报纸的密友实在是太年轻了。我越想克罗姆韦尔这个人就对他印象越好。我决定再去看看他，下一次就我一个人去。我心中暗暗祈祷他别忘了打那个电话。我不知道他得知我翻过他的手提箱之后会怎么看我。
没过几天，我们就又见面了。这次是在莫斯科韦基家。就克罗姆韦尔、莫娜和我。是克罗姆韦尔提议我们再见一面的。他第二天就要去华盛顿了。
这次见面，我所预想的那种不自在都在他和蔼的笑容和热情的握手之中烟消云散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对我所做过的事情非常感激。虽然他没直说我做了什么，可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来他什么都知道。“我一喝起酒来就要出洋相。”他说，脸有点儿红。他现在看起来比我第一次见他。晚上还孩子气。我觉得他一定还不到三十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也就比以前更喜欢他那快乐、无忧无虑的样子。他表现得像个毫无牵挂的人。正如一个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又聪明又年轻的银行家。他也一直刻意地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莫娜好像在和他谈论文学。和以前一样，他装作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接触不多。
他只不过是个懂点儿金融知识的普普通通的生意人。政治？他可一点儿也不懂。银行里的事就已经够他忙的了，除了偶而公出外，他很少离开家，他的活动范围一般是在华盛顿和纽约。欧洲嘛，嗯，特别想去看看，可那得等到他能负担得起一次真正的休假的时候。
他假装对自己只会说英语感到很惭愧，但是他觉得如果关系硬的话，也可以勉强地混过去。
我倒挺爱听他说这说那的，也没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甚至对莫娜我也没敢把我知道了关于克罗姆韦尔的事说出来。他好像也知道我这人可信似的。
我们就这样谈啊谈啊，有时候也听主人莫斯科韦基说，喝点儿酒。我听出来他已经跟莫娜说清楚了，那个专栏的事已经不行了。大家都说她于得不错。可是大老板，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说她不适合给赫斯特报工作。
“赫斯特本人怎么样？”我斗胆问道。“他也对这事摇头了吗？”
克罗姆韦尔解释说赫斯特一般很尊重他下属的决定。他告诉我说这一切相当复杂，然而，他觉得有些事可能会发生，可事情还是会有希望的。他回华盛顿以后就会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出于客气。我知道得很清楚，克罗姆韦尔至少两个月之内是不会去华盛顿的。事实上，七八天以后，他会去布彻斯特，他在那儿会以非常流利的当地语言出出入入。
“我下个月去加利福尼亚。到时候我可以在那儿看见赫斯特。”他说，连眼都不眨一下。“我原来出差去过那儿。”
“噢，顺便说一下，”他又说，好像他才想起来似的，“你的朋友克伦斯基医生那人挺怪的……我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噢，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雇他当当铺老板，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或许他只不过装装样子逗我玩儿。”
“你是说他说过的话吗？他一喝酒就那样。不过，他的确是出类拨萃的——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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