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看了一眼陈正人：
“正人同志，怎么？你说下去呀。”
陈正人说：
“毛泽东同志知道你要来，要我和彭儒劝你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你已经走了好几个月，大老远来，真不好劝你，但毛泽东的话，我一定要带到，希望你慎重考虑。”
“哎！——”贺子珍长长叹了口气，双眉紧蹙，心想，这是离国之前，毛泽东托人最后一次的挽留了，一旦乘上飞机，再没有相劝了。难道数月的奔波、劳累，就这样算啦？何苦呢，她想像的新生活，始终在召唤着她，玫瑰色的曙光，始终在向她招手。自己还不到三十岁呀，用古人的话来说，才进“而立”之年，难道就这样带着弹伤当一个家庭妇女度过一生？非己所愿，非情所愿。她心情沉重地对陈正人与彭儒说：
“谢谢你们的关心，老毛的话，我不是不听，但我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老毛不能替我解决，我只好自己救自己。”
“说得那么严重？”陈正人说。
“一言难尽呀。正人同志。”贺子珍有些忧伤地说。
贺子珍的一席话，陈正人听来也感到不无道理，特别是彭儒，还深表同情，于是便不好再劝下去，陈正人感动地说：
“子珍同志，在国外，你多加保重了，祝早日康复。”
彭儒的双眼潮润了，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不知说什么了，一时竟语塞。
钱希钧说要好好劝好贺子珍，有一天晚上，两人睡在一起，两妯娌真的作了一次长夜深谈。
钱希钧尽量从一个女同志的角度，去打动贺子珍。首先用母女之情去说服她。
钱希钧问：
“大嫂，你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难道你不想她？”
“想，身上掉下的一砣肉，谁不想呀，但我已经安排好了，老毛空了会去看她的。”
“那大哥的生活，谁管呢？”
贺子珍不语。
钱希钧闪烁其词地说：
“听说一些去延安的未婚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
贺子珍轻微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
“他喜欢我，我走到天边，他也喜欢我；他不喜欢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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