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9）
还有就是魏国人尉缭，这一位则来自大梁（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这是一个经常对秦始皇骂骂咧咧的外国旅游者，居然变成了秦王嬴政的国尉，就是后来的太尉，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居于主持全国军事工作的崇高地位。
再有一个人，也是外国籍人士，他就是赵高。这个祖籍赵国的家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恶名昭著的、真正的坏蛋。此人的不可忽视之处在于，他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两项特殊的贡献：其一，他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这就是——指鹿为马；其二，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帮助秦二世胡亥作恶，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一个坏蛋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变迁的可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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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进与使用人才的机制和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秦国人将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博大胸怀。与其他六国掌权者的鼠目寸光、鼠肚鸡肠比较起来，其高下何止以千万里计？
考察秦国发展壮大的历程，还有一个现象极其引人瞩目，就是这个国家对于精确性和标准化的追求。作为一个国家理性化、法制化管理的标志，这可能是决策高度人格化、国家管理混乱不堪的六国相当轻而易举地被秦国打垮的深层原因。
仔细考察当时其他六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差不多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法自强活动，但一个共同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变法进行得像秦国这样彻底，也没有一个国家变法之后像秦国这样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一位我十分尊敬的智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考察历史上的胜负，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制度的胜利！”诚哉斯言。
这一点，理应在今天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国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武器的先进。
这种理论断言：秦国采用了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锻造出的锻铁刀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军队使用的青铜兵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套说辞很难得到现代考古发现的支持。
事实上，我国发掘出古代兵器的六十三个战国时代包括秦国遗址表明：铜、铁刀剑的比例为十比一，即铜刀剑为二百七十把，铁刀剑为二十七把，铜刀剑的比例大大高于铁制兵器；
同样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铁制刀剑是经过锻造，从而增加了硬度、韧度，并降低了脆性的。
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晚期的金属冶炼技术中，铸造技术的大面积优先应用，远远超过了锻造技术。
考古发现的证据证明：秦国在冶金技术上没有拥有对其对手们的压倒性优势。
上述那种将一个国家对许多个国家的决定性胜利，归因于技术优势的说法，既轻佻又浅薄。它甚至都无法说明，为什么偏偏是秦国而不是别国拥有了这种技术优势；它同样无法说明，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曾经遭受过惨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
看看近三百年来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出之国日本与超级大国美利坚的崛起，再看看几乎与美国拥有同样技术能力的前苏联，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说辞的要害不仅仅是愚蠢可笑，它的最糟糕之处，是模糊了人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与判断。
与此相比较，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倒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秦国始终不渝地对国家法制机制的完善，和在行政、军政、财政等国家管理上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不懈追求。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商鞅的时代。
在商鞅所实行的一系列变法中，有一条法律极其重要。这条法律重新确定了二十个等级的帝国爵秩与等级，规定了“见功而与赏”的系统化制度。
制度规定：只有那些立有战功和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才能够获得爵位、奖金、田宅等封赏，而且还可以做官。其官位的高低、封赏、俸禄的多少，与功劳的大小相对应。使普通平民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获得社会的尊敬。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世袭贵族、宗室的特权地位与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对于动员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地建功立业，具有极大的作用。与此相应，商鞅变法中还贯穿着“刑无等级”的法制精神。为此，商鞅本人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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