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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到宋徽宗时，北宋时期臻于登峰造极的诗词文学，已经随着苏东坡的逝去而趋于黯淡。但是，宋徽宗毕竟是在琴棋书画、诗词文学中浸润长大的一代艺术天才。对于他在辞章文艺上的鉴赏能力，我们完全不需要怀疑。因此，史书记载说：“徽庙以此奇公，欲大用公”（《鸿庆公家传》）。意思是说，宋徽宗为此极为赏识孙觌，准备重用此人。
谁知，史书接下来的记载却是：“会公乡人有以公阴事告蔡京者，故久不调。”（《鸿庆公家传》）——恰在此时，孙觌的老乡里，有人把孙觌的隐私告诉了当朝宰相蔡京，结果，导致孙觌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升迁。可见，那种靠打小报告损人媚上的污烂小人，早就已经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这样，孙觌身不由己地被扯进北宋末年险恶万状的官场政治漩涡之中。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一书中，我用“都是王安石惹的祸”和“宋徽宗的浪漫生活”两个章节，详细交待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帝国官场上的剧烈变化；交待了蔡京在宰相名位上四上四下之间，造成帝国官场波诡云谲的局势；交待了宋徽宗在蔡京的辅佐之下，对司马光、苏东坡等所谓元344党人毫不容情的迫害。在此不再多费笔墨。
如今，孙觌所迎头撞上的，可能正是蔡京瞄准了苏东坡等人的枪口。北京大学陈晓兰教授曾经做过这种推测，对此，我完全能够接受。从史料上推测，蔡京之所以排挤孙觌，很有可能和苏东坡有关。
有记载说，孙觌幼年时，苏东坡曾经在辗转流离的官场路上，途经常州，从而与孙觌之间发生过一段文坛佳话：
据说，有一天苏东坡在散步时，注意到一个专注地盯着自己的孩子，便招手将这孩子叫到面前。
东坡问：是否已经进学？
孩子答：是。
东坡便出题考较道：衡门稚子473与器。
孩子应声回答：翰苑先生锦绣肠。
苏东坡十分惊奇，赞叹说：真是个473与器呀！
这里所说的473与，应该指的是473523，这是一种生产于鲁地的美玉。我们知道，古代美玉的价值远超过金银，用美玉来赞美人的资质，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评价。这样，“锦绣肠”就与“473与器”严格地对上了。
史书记载说，为此，苏东坡十分高兴地为这孩子取名曰：孙觌。在古代汉语中，觌，有相见、显见、显示等义。据说，这一年孙觌仅仅五岁（一说九岁）。
这段记载可以见于多种史料，大约是可信的。同时，可能也是孙觌终身极度崇敬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传说则大有疑问：
据说，苏东坡曾经将一个怀孕的侍妾赠送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我们知道，当时风流才子们互相赠送侍妾相当常见，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孙觌就在此传说中成了苏东坡的私生子，其名字也就自然可以成立。这种说法不太容易找到史料上的支持，可能出于时人或后人的附会与想像。
然而，这两个或真或假的传闻，却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向蔡京进谗言的小人的口实，从而令孙觌大受其累。
北宋末年，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帝国官场分化为阵线极为鲜明的两大党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被打成“元344党”，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女才子的李清照就受此牵连，而长期无法和丈夫团聚。原因是：这位女才子属于元344党人子女，不许在京城居住与停留。而实施这一系列迫害的最主要人物，就是以王安石的支持者自居的蔡京及其撺掇下的宋徽宗。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2）
使这一党禁被打破的原因有很多，孙觌在其中肯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说：崇宁年间，官居翰林学士的孙觌力主毁党人碑，并相当委婉曲折地说服皇帝，终于导致了对元344党人之迫害的缓解。应该说，孙觌功不可没。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344党人碑遭雷击而裂。一位大臣以“上天降怒”的说辞，劝徽宗破党人碑。徽宗心中害怕，便命人把标志着政治迫害的党人碑毁掉了。对此，宰相蔡京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实施党禁，致使当时“政禁益严”。
到了宣和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单独召见孙觌，孙觌从容委婉地劝导徽宗说：“像苏轼这些人，虽然愚蠢，但实在不是有意祸害国家；而且先帝也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过于严厉地禁止他们的诗词文章，恐怕影响不太好。”
恰好，此时深受皇帝信任的道士林灵素也对皇帝说：不少元344党人都是天上的星宿，比如苏轼，就是在上帝身边工作的奎宿。
由此，皇帝心有所动，开始放宽了对元344党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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