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
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闲自在地踱出一个青年，他的一身穿着是这样的：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裤子的脚管只有四寸，寻常的脚根本无法进入，因此，狭窄的脚管处装了一根铮铮亮的拉链；脚上是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发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两种之一：大包头，包头上因为涂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
这一切无需想像，它们全都真实地发生在1965年的流金岁月中。
尤大宝，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人生境界云轻风淡。但四十年前，生活在瑞华坊中的他，风华正茂、风流倜傥，正处于人生最激情、最招摇的阶段，对一切时髦兴趣异常，渴望将自己处理成时尚的潮头人物。
1965年的流行与消费指标刚好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它们是：花格子衬衫、小裤脚管、尖头皮鞋以及大包头，即后来被猛烈批判、猛烈攻击的资产阶级的“三包一尖”，但在1965年，有了这身行头的男人，就是年度时髦男人。当然，其时，他也会被社会指认为是一个思想、行为、立场非常可疑的人，甚至，会被人误解成“脚骨抖抖、口哨吹吹”的流氓阿飞。
尤大宝并不在乎社会对他的看法，他向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尤大宝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的父亲是上海电热器件的专家，拥有一份相当不错的产业。当尤大宝降临人间伊始，便自然而然地拥有“小开”这个上海社会中的特殊身份。既是技术权威又是工商业主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走一条传统的线路，但尤大宝却说“不”。
早在小学期间，苏州文化背景的尤大宝就酷爱评弹，到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迷恋“张调”的他，在1923年的瑞华坊中意欲拜上一个师傅，拜师金都基本谈定：大洋300。
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尤大宝与父亲的矛盾却开始激化。思想还算宽容的父亲容许尤大宝喜欢评弹，但不容许他将评弹作为职业，信奉工业救国的父亲，对艺人身份总有着典型的传统心理：什么饭都可以吃，但开口饭不能吃。
争吵之后，个性鲜明的尤大宝瞒住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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