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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革命者的咆哮与逍遥者的闲情中缓慢地度过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结婚从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续。
在一个“哈日”、“哈韩”的青春男女永远不可想象的物质超级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彭寿康凭着一张结婚证明侥幸可以得到如下东西：
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只方台，两张床架，两把椅子，两只脚桶。
彭寿康还想要一台收音机，他还想要一点比物质生活更微妙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结婚证明不能给他以丝毫帮助，但这难不倒彭寿康，在1976年，时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台落地音响，仅此一点，彭寿康就让他身边的男女惊讶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寿康在无线电制造上的知名度已经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泛滥开来，同事请求他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天，彭寿康调休在家为同事调试收音机，突然地，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声，随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无比悲哀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不幸去世。
逍遥主义的彭寿康十分震惊，他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情景：当他拧大了无线电的音量，在他长阳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电车站头上，电车不再开动，乘客不再上车，人们全都惊恐地抬头看着他家的窗户，听着那里传出的悲怆声音，一脸的恐惧、不安和伤痛，一些人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那天，逍遥分子彭寿康急急地赶往工厂，尽管他与整个时代明显无关，尽管他早就是时代大潮中一条被搁浅的小船，但内心深处他还是萦绕这样深切的疑问：往后，中国将怎么办？
不过，彭寿康终究不是一个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地，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时尚生活中，从单管矿石机着手的他，现在不仅跨越了多管半导体，还跨越了电子管收音机，现在，他把玩的是七十年代最大的时髦：电视机。
此时，社会上已盛行9寸电视机，在彭的工厂，只有先进个人与万米无疵布的能手方能获得一张9寸电视机的购物票，彭寿康无权分享这张票子，但他有能力制造一张票子，1977年年底，彭寿康凭着自己的智慧，用200元的代价，装出了一台16寸电视机。
装完的第一天，彭寿康的左邻右舍像看当年西洋镜般地纷至沓来，在他摆放电视机的6平方房间里，整整挤了20多个人，那天的电视节目刚好是日本影片《追捕》，在“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音乐伴奏声中，彭寿康和他的同时代人悲喜交加地感受着一个叫杜丘与一个叫真由美的女子那番惊险的生命历程。
彭寿康还清晰地记得，在《追捕》之后，他的16寸电视机放映的是日本片《望乡》，他的6平方空间再次地挤满了男女，阿歧婆凄惨的故事让彭寿康沉思良久。
2003年的7月5日，那是在他与《望乡》中的阿歧婆相遇将近26年之后，他沉吟片刻这么说道：“在我们老厂，也有这么一个女人，文革期间，老公逼着她去卖淫，现在，她单身一人，瘫倒在了床上，大家都叫她为阿歧婆。”
长阳路的彭寿康把玩着16寸电视机，协盛里把玩照相机的张震这时也已前进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尚，在他的老虎天窗下，他把玩起了沙发和落地音响。
1968年，张震以独苗身份走进了江南造船厂，在船坞吊运车间码头组带缆，为任何一条进入江南造船厂船坞作大修的外国轮船带缆。
张震的带缆小组有着许多小青工，他们总是非常注意船坞附近的垃圾桶，最初张震十分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这里面寻觅着外国船员丢弃的烟盒。在1968年的那些晨雾弥漫的日子里，张震每每看见二、三个像他那样年龄的小青工在垃圾桶边争抢着外烟盒子，随后，把争抢到的外烟盒子小心翼翼地在工作裤上反复地擦拭，直到非常干净为止。接着，小青工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自己抽的“劳动牌”或“生产牌”香烟放进了外烟盒子中，再一转身，他们像模像样地从外烟盒子中掏出“劳动牌”或“生产牌”分给身边的人们。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3）
很多人都仿效起这个动作，他们乐此不疲地将2角2分的劳动牌、2角8分的飞马牌、3角5分的前门牌、8分的生产牌以及1角5分的阿尔巴尼亚牌子的香烟放进外国船员们丢弃的香烟盒中，随后再手势优雅地逐一掏将出来，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深刻地感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快乐。
张震倒没有仿效。张震更有兴趣的是将外国船上一些画报偷偷带回家中，随后将这些画报中的美女头像一一剪下，再一一地放在家中的镜框中、玻璃板下以及枕头边，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艺术感觉良好的张震会一一展开着与这些欧洲美女邂逅之后的美妙想像。
除了外国画报，张震有时还从单位里偷偷地拿出这样一些东西：弹簧、钉子、木材、绳子，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中，琢磨着如何买上一些质地粗放的布料，如何到朋友家里或沙发店中捉摸最新款式的沙发是怎么一个模样，随后，度过了江南造船厂沉重的带缆“生活”后的张震就在自己的家中完成了1972年的年度时髦：木扶手、小包手的单人沙发。这个年度远远还没有大包手沙发，更没有三人沙发，这些沙发的出现还留待未来的日子。
天性聪慧的张震等不及对大包手沙发作出判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音响上。
1972年的那些日子里，当彭寿康在长阳路的街面房子中苦苦地对电子管收音机作着求索时，每个星期天，张震一早走出协盛里，来到当年对上海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淮国旧”以及牛庄路，在8寸、12寸、18寸的线圈与铜盆喇叭前举棋不定，他要选择这中间的一个喇叭来完成他对音乐世界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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