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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断电话，我想了想，好象自己并没有同志的倾向，怎么会有男人要跟我生离死别呢？
沈小眉看我的表情比较沉重，关切地问：“姚哥，事情要不要紧？”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开始起身买单。沈小眉好奇地说，那我跟你一块去吧，看看你们记者是怎样工作的。别人都说你们是无冕之王，我想看看你是怎样当这个无冕之王的。我笑了笑说，也好。
我驾驶的切诺基艰难地行驶到桥头堡，就再也插针不进了，堵塞的车辆已经排成了长龙。我跳下车，掏出记者证，跟值勤的交警表明身份和意图，要他帮我把车子移到一边，然后拽着沈小眉就往桥中心跑。
沈小眉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姚哥，好在我今天穿的不是高跟鞋。
一路狂奔，再层层扒开人群，我终于挤到了一群警察的面前，他们正准备把我推开，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姚伟杰，那个要自杀的人要找的记者就是我，他们这才放我过去，同时又问我身边的沈小眉是什么人，我撒谎说是我的同事，也是记者，沈小眉这才得以和我一块过去。
试图自杀的那个小伙子正坐在长江大桥的栏杆上，他的身子很单薄，桥上风很大，似乎随时可以把他吹下去。围观的人群和堵塞在桥上的车辆黑压压的一片，许多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那个小伙子如一尊入定的佛一般，对外界的这些纷纷扰扰视而不见。
又走近了了两步，我终于认清了这个小伙子。
大约是三天前，他到我们的杂志社来了一趟，前台小姐把他拦住了，问他找谁，他说谁都不认识，就是来找这里的编辑诉诉苦。我们杂志社经常有这种苦大仇深的人来造访。正好那个时候我从大堂经过，前台小姐就把他推给了我。
小伙子告诉我他是重庆人，从小就被家里当作女孩打扮，慢慢的他也就养成了女人的心理，一心想做个女人，常常偷偷地搽点胭脂口红什么的，因此没少被别人耻笑。他今年28岁了，在外面打了10年工，积攒了2万元钱，他听说武汉的协和医院可以做变性手术，于是怀揣着这笔钱坐火车来到武汉。下了火车后，他问别人协和医院怎么走，这时有两个男人说他们也是去协和看病的，可以带他去，他果真相信了。结果走了几个小时也没看到医院。又累又饿时，同行的一个男人买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他，他喝了以后就迷迷糊糊的，等他清醒过来后，那两个男人已经不见了，他身上的两万块钱也不翼而飞。
他这才意识到遇见了骗子。他去报警，警察虽然立了案，但也坦率地告诉他，想把钱找回来的希望十分渺茫。他身无分文，在街上流浪了两天，饿了就到垃圾桶里捡点别人吃剩下的饭菜，困了就睡在天桥下面。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我们的杂志社就在武汉，他一直很喜欢看上面的文章，每期都买，于是一路打听了过来……
我看见这个小伙子虽然长了喉结，但言行举止确实很像女人，声音尖细尖细的，皮肤白嫩细腻，而且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憔悴和绝望是很难装出来的。
我告诉他，我能帮助他的就是给他一张回重庆的车票钱，我说你赶紧回家吧，以后在外面多留个心眼。
他千恩万谢地拿着我给他的200多块钱走了，那是我刚刚从邮局取出来的一篇文章的转载费。他走后，我突然才想起，应该问他晚上有住的地方吗？没有的话我应该安排他在招待所住一晚。但当我冲出大堂时，他已消失在春天的阳光里。
那个小伙子坐在栏杆上，也认出了我，泪水哗地一下流了出来。他说姚记者，你终于来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人！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怎么还没有回重庆，是不是钱不够，不够的话我可以再给他，千万不要因为没钱就想不开。
他一听，立即嚎啕大哭起来，搞得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他哭着告诉我，从我们杂志社出来后，他就买了张第二天早晨回重庆的车票，因为当天晚上没地方睡，他就露宿在解放公园里面的长椅上。但半夜时分，他被惊醒了，三个男人捂着他的嘴巴，把他强行拎起来，带到一片树林里，野蛮地强暴了他。以前在采访中，我也遇到过男人被同性恋者强暴的案例，男性受害者比强奸案中女性受害者受到的身心的创伤更大，也更难治愈。这个小伙子是个渴望变性的男人，身兼男人和女人的双重特征，他身心受到的巨大伤害更可想而知了。
这时，我突然记起痞子蔡的一句话：“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如果那几个强暴这个小伙子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把他们的阳具割了喂狗。他们会出现在我面前吗？不能。所以我只能让愤怒的烈焰在心底熊熊燃烧。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告诉他，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永远不要把自己当成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只要挺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雨季总会结束的，太阳总会出来的，面包会有的，房子和汽车都会有的，你要成为一个女人的梦想也终归会实现的。
我把当时能够想得起来的一些俗套的励志语言都倒了出来，可是，却觉得这些语言在一个死意已决的人面前是如此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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