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要批评我。年轻的老师白了我一眼，说：“写什么啊，你直接扔了不更一了百了？”然后继续谈笑风生，根本没注意到我涨红的脸和被紧紧握在手心已经皱巴巴的卷子。
那卷子我先是藏在了航模小组的飞机模型里，等过了一个星期看老师和爸爸丝毫没有追查的意思时，我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扔进了黑漆漆的垃圾道，我撕卷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爽！
九十年代中期，喜乐已经被乐百氏逼到了绝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我补充营养的方式也从喝喜乐变成了喝酸奶。
那个年代每个小卖部都有这样的陶瓷罐酸奶，罐子是可以回收的，用红色的橡皮筋套了薄薄的一层纸，一块五就能喝个畅快淋漓。但每次我跟爸爸都要两块钱来买酸奶，找回的五毛钱就被我悄悄地攒下来，可以买一包气泡糖，一块魔鬼糖，也可以攒几天买一个口红糖或者戒指糖，拥有几块钱的小金库是件令人幸福的事情。
然后有一次，固定卖酸奶的小卖部关门停业，我嘴馋得又实在想喝酸奶，爸爸拉着我说：“正好我今天零钱就一块五，不够买酸奶的，先回家去吧，等你妈回来再说。”
我抓起那一块五毛钱就往另一家小卖部跑，美美地喝上了一罐酸奶。
结果是爸爸说：“既然这家的酸奶便宜五毛钱，你以后就跟这里买吧。”
我说：“不嘛，这家的酸奶不好喝！两块钱的酸奶最好喝！”
还记得吗？气泡糖是有汽水味道，含一会就会融化的碳酸糖；魔鬼糖是放在嘴里，会让舌头变颜色的色素糖；口红糖是模仿口红形状，可以一口一口舔着吃的色素糖；戒指糖是模仿戒指形状，戴在手上吃的色素糖……
原来童年最令我们着迷的东西都是垃圾啊！
1996年，我的爸爸终于有了一台数字寻呼机，每天唯一接收到的传呼是天气预报，而别人的爸爸开始有了砖头大哥大。
1996年，北京最热门的旅游地点是“新马泰”——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
1996年，班上有些小朋友买了电脑，可我却连电视都看不上。
1996年，学校里开始配备营养早餐，可我总是倒掉牛奶，因为上面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奶皮。
1996年，我很难过地发现，马上我的年龄就要两位数了！
想看书来
1997年（1）
我的十岁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一起到来的。
二月份的时候，邓小平爷爷离开了我们，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有了一项共同的功课——制作小白花。
第二天的时候，全校听课观看邓爷爷的悼念仪式，而且是起立观看，我们每个人胸口别着自己做的小白花，却拼命地去瞄别人胸口的小白花，因为私下里我们搞了小白花制作比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只升起了一半，而我的小白花在追悼会进行一半的时候就散架了。
七月份的时候，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在此之前有个四十来岁黑了吧唧的男人成功的驾驶越野车飞越了黄河。虽然我觉得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国人的爱国热情被带动的空前高涨。香港回归前的电视里都是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的脸，四大天王终于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从此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啦！
香港回归的全程直播让我备感自豪，因为中国解放军的正步太帅了，而英国兵走起路来和狗熊有一拼。
那年，我最爱看的杂志是《当代歌坛》和《歌迷大世界》，最爱做的事情是给笔友写信。
交笔友成了孩子里刮起的一股风潮，因为我的征友启示刊登在了歌迷大世界上，所以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信件就像雪花一样飘到了我小小的平房里，邮递员叔叔总是很大声地喊我的名字：“霍艳，有信了！”
在三姑六婆的异样注视下，我把一摞摞的信拿回了屋里，洗干净手，像进行一项虔诚的仪式一样拆开信封，品读着文字里炙热的感情。当然也给每封信回复的次序排了个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字写得好不好看，舍不舍得贴邮票，而对于让我放邮票上涂胶水好重复利用的信，我一律不回！
第一个笔友是湖北的，高一年级，总是把字写的扭扭歪歪，每次用不少于三张信纸来跟我交流感情，看他的信也直接导致了我近视的加剧。话题通常是围绕他与我共同喜爱的歌手，彼此的学习，家里发生了那些不顺心的事情。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互相交换一些小礼物，最让我感动的是有次他替我买了一盘我喜欢歌手的绝版磁带，虽然是盗版的，但第一次收到陌生人的关心，心里还是一片暖洋洋的。由于他的名字里带一个“靖”字，所以每次妈妈都会取笑我“哟，你的靖哥哥又给你来信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