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眼惺松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声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象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象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怏怏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
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
“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到处是百余年来为应付迅速膨胀的人口匆心建造的低矮丑陋的平房。特别是的十年来人们自己用碎砖、木板、油毡为新婚夫妇搭起的违章建筑，独食了街道，绿地，使道路弯弯曲曲。城市显得杂乱无章，天亮起来，街上出现一些衣衫不整、土头土脑的行人。老邱把车停下，问旬不是有点冷，我哆嗦着承认。
“喝碗馄饨吧，热乎热乎。”
“还远呢？”我随他走地路进一个卖小吃的棚子问。“不远了。”他叫了四碗馄饨，从一个肮脏的铁皮匣中拿出两双粗糙的木筷，比比齐，递给我一双。“凑和吃点，这儿的东西什么都变味了，就馄饨还行。”
棚子里大锅升腾起弥漫的蒸汽，围裙污垢油腻我服务员端来滚烫的鸡丝馄饨，凉风一吹，碗上凝了一层油脂。我往馄饨里放了少辣椒糊，把油汪汪、红乎乎的两碗馄饨都囫囵吞了下去。
“人和杨金丽挺熟？老邱递给我一支烟。
“可以，”我说，“一般吧。”
“我和她不错，徐光涛张燕生我也都认识。汽车真有吧？”
“他们说有那就是有，不过我也没见着，估计应该有。”我把烟点上。
老邱呆着脸抽了几口烟，对我说：“过会儿你见着老蒋说话留点神。别说什么‘估计应该有’，就说有，车就在那儿等着呢，你见着车了，车就是你经手买的，什么事都妥了专等钱了！得把话砸实了，否则你模棱两可，这土财主就缩了。”
“他要细问呢？”
“侃呗，谄呗，胡说八道会不会？”
“倒是会一点。”
“这就结了。不会这个你出来干么？不会这个什么事能干成？就这么回事，为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银子来是真的。”
老邱阴着脸，我低头哼哼一笑。
我记得后来我一见老蒋就认了他个“大哥”。巧舌如簧，又打又拉，在一间肮脏下流的小酒馆里用劣质自酒把他灌得烂醉，拽着他脖领子拖去银行提款。我想起他那会儿也许把我当成了福特本人，而他自己则是我同父异母，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款哥。
那天晚上天很黑，马路上灯火阑珊。商店都关门了板，街上早早就没了人，只有风阵阵吹过空荡荡的马路，就象吹过寂静的旷野。我昏头涨脑跟着黑煞神似的老邱钻地了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擦着低矮乌热的屋檐走。隔很远才有一根木电杆，吊着盏昏黄的路灯。路宇下多有大堆的垃圾，垃圾堆后在的黑暗暗处忽明忽灭地闪着向颗红红的烟头，走近可以看出几个少年沉默的轮廓。很多路灯都不亮，我们基本上是凭借依稀的星光走黑道。时间不算得晚。绝大多数人家却都熄灯上床，只有看到夜色下紧紧挨挨，层层叠叠地无数小屋，你才会想到近在咫尺的周围迸息静卧着成千上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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