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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各个城镇的距离都不远，他们随时可以到海边去探望珍妮，到史迪林去看恩尼。盖普会带丹肯到史迪林的摔跤练习室，把他像皮球般滚来滚去。“这儿是爹爹摔跤的地方。”他告诉他。
“这儿是爹爹做每一件事的地方。”海伦告诉丹肯，指的——当然——是丹肯的受孕，还有她跟盖普共度的第一个雨夜，在空荡荡上了锁的席布鲁克体育馆，在温暖而铺满一室的猩红垫上。
“啊，你终于打败我了。”海伦流着泪轻声对他说，但盖普仰天躺在摔跤垫上，想不通究竟谁打败了谁。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她去探望海伦与盖普的次数变得频繁，但盖普对他所谓母亲的“随扈”颇有微词。珍妮外出时身边总有一小群崇拜者，偶尔还有一些自讨的妇女运动健将；她们来找珍妮，多半要求她口头支持或捐款赞助。往往有个活动或目标，需要珍妮洁白的制服出现在讲演台上，虽然珍妮通常说得不多，也不长。
其他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会介绍《性的嫌疑犯》的作者。观众立刻认出她那身护士制服。珍妮直到五十多岁，仍保持运动员的身材，动作利落、容貌不出众。她会起身说：“这是正确的。”有时也会说：“这是错误的”——视场合而定。她一生的困难抉择都自行决定，因此可以相信她在妇女问题上，一定会选择正确的一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愤不平、焦虑了好几天，有次一个女性杂志的记者要求采访他，谈谈身为知名女性主义者之子的感想。女记者发现盖###择的生活，不禁乐不可支地称他为家庭主“夫”，于是盖普动了肝火。
“我做我想做的事，”他说，“你别给它乱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妈一辈子也就是这样。不过是做她想做的事罢了。”
记者步步进逼；她说盖普的口吻酸气冲天。她提示说，做一个闻名世界的作家母亲的无名作家儿子，想必不容易。盖普说，最大的痛苦在于没有人了解他一点也不排斥母亲的成功；他只偶尔不喜欢她的追随者。他说：“那些靠她生活的丑角。”
&;7色胆包天（4）
那份女性杂志刊出的文章指出，盖普也“靠”他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也没有理由对妇女运动抱持敌意。那还是盖普第一遭接触“妇女运动”这字眼。
这次事件发生后没多久，珍妮就来造访。她带一个盖普所谓的跟屁虫一起来：一个不爱说话，表情严肃的大块头女人，在盖普公寓门口晃来晃去，而且不肯脱下大衣。她对小丹肯充满警戒，一副唯恐被这孩子碰到的模样。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告诉珍妮，“我正打算带丹肯去散步。要一起来吗？”珍妮征询地看看那个跟她一起来的女人；女人耸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成功之后，最大的弱点就是（借用他的话）“听任那些恨不得自己也能写出《性的嫌疑犯》，或同样成功的作品的残废、不健康的女人利用她”。
盖普可不愿意在自己家里被母亲不讲话的同伴慑服，这女人块头大得足够当他母亲的保镖。或许她就是，他想道。他眼前浮现母亲与壮汉型的女同性恋护花使者同行的不愉快画面——心狠手辣的杀人王，不让男人的手碰触珍妮的白制服。
“那女人的舌头有问题吗，妈妈？”盖普悄声问珍妮。大块头女人的沉默让他愤怒；丹肯想跟她说话，但那女人只用噤声的眼神制止孩子。珍妮小声告诉盖普，那女人不说话是因为她没有舌头，真的。
“割掉了。”珍妮说。
“老天，”盖普低声道，“怎么发生的？”
珍妮向上翻眼睛；这是她从儿子那里学来的。“你真是不看新闻的，是吧？”珍妮问，“你从来不注意社会上发生的事。”在盖普看来，正在“发生”的事，绝对不及他正在“编造”的事——他的写作——重要。他母亲让他不高兴的一点（自从她介入妇女政治之后），就是她老是在谈新闻。
“你意思是，这是新闻？”盖普说，“是一件有名的舌头意外，我应该要知道的吗？”
“天啊，”珍妮厌烦地说，“不是意外，是故意设计的。”
“妈，会有人故意把舌头割掉的吗？”
“正是如此。”珍妮道。
“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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