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转换了话题。
在盖普面前，罗贝塔的话题则是变性后种种搞不定的棘手细节，因为盖普似乎有兴趣，罗贝塔也知道，盖普可能会喜欢听人家谈一个跟他自身困境全然沾不上边的难题。
“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是女的，”她告诉盖普说，“我梦见人家跟我做爱，对方是男人，在梦里我一直是个女的；从来没有说我是男的，再跟别的男人做爱。”罗贝塔提到同性恋的口吻，透露强烈的轻蔑，盖普觉得很奇怪，一个人一方面勇往直前，使自己万劫不复地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族群，一方面却又对其他少数族群极度不包容，敌视的程度远超过外人所能想象。罗贝塔还有股骄气，对其他到狗头港来求助珍妮疗伤的不幸妇女啧有烦言。“那群该死的女同性恋，”她对盖普说，“想把你母亲变成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就是这样，”盖普逗罗贝塔，“她让人家以为她是她根本不是的那种人，使他们快乐。”
“哼，他们想把我搞糊涂，”罗贝塔道，“我准备动手术时，他们一直游说我放弃。‘试试同性恋，’他们说，‘如果你想要男人，以现在的状态去上他们就可以了。变成女人以后，人家只会占你便宜。’这是他们说的。他们都是胆小鬼。”罗贝塔做了结论，但盖普哀矜地知道，罗贝塔确实被人占便宜，而且三番两次，无一例外。
罗贝塔的反应激烈，但并非只有她这样；盖普母亲收容、照拂的其他妇女，也都是褊狭心态的受害者——但她遇见的案例，几乎都心眼更小，更不能包容那些应该同病相怜的人。盖普觉得这样子内斗毫无道理，他对母亲有能耐收服这些人，让她们都心满意足，和平共存，着实佩服得五体投地。盖普知道罗贝塔在实际动变性手术前，曾经有好几个月时间男扮女装。他早晨以罗勃的男装打扮出门；他采购女性服饰，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变性的费用都来自出席男童与男性俱乐部的餐会，发表演讲的收入。晚间，在狗头港，罗勃会充当模特儿，把新装一件件秀给珍妮和住在那儿、吹毛求疵的女人看。雌性荷尔蒙开始使他胸部丰满，改变了这位前边锋的身材之后，罗勃推掉了所有的餐会活动，穿上男人味的女性套装，戴上保守的假发，大踏步走出狗头港的房子；从动手术前很久，他就试着扮演罗贝塔。目前，就临床上而言，罗贝塔的性器官与泌尿器官，与其他妇女无异。
“但当然，我不能怀孕，”她告诉盖普，“我不会排卵，也没有月经。”珍妮安慰她说，同样情况的妇女多达数百万。“我从医院回家，”罗贝塔对盖普说，“你知道你母亲还告诉我什么吗？”
14马可·奥勒留眼中的世界（4）
盖普摇摇头，但他知道，罗贝塔所谓的“家”，就是狗头港。
“她告诉我，我的性别比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罗贝塔道，“我真的需要这句话，因为我一直得用那台可怕的扩张器，防范我的阴道收口合拢；我觉得像一台机器。”
好老妈。
盖普写道。
罗贝塔忽然说：“你写的东西里有那么多对人的同情，但我从你身上，你的现实生活里，看不到什么同情。”珍妮也一直指控他这一点。
但现在，他自觉有更多同情心。下巴被铁丝锁紧，妻子手臂吊着绷带——丹肯的漂亮脸蛋只剩半张完好——盖普觉得对其他流浪到狗头港的不幸者，更能慷慨相待。
这城镇只有夏天是旺季。到了淡季，海洋路尽头，灰绿色的沙丘和白色沙滩之间，就只剩这栋屋瓦泛白、有门廊和角楼的豪宅还有人住了。偶尔跑来一只狗，在骨骸色的漂木间东嗅西嗅，还有住在内陆好几里外的退休人员，住在过去消夏的别墅里，不时来海边散个步，捡几粒贝壳。夏季的海滩上满是狗、小孩和帮忙看小孩的人，港湾里总有几艘色彩鲜艳的船。但盖普一家搬过来时，整个海岸都像被遗弃了。沙滩上到处散落冬季涨潮带进来的垃圾，荒无人迹。整个四月和五月，大西洋都呈瘀伤的铅灰色——跟海伦鼻梁一个颜色。
淡季到镇上来的人，一眼就会被认出，都是来找那个著名护士的迷失妇女。夏季，这些妇女往往得在狗头港徘徊一整天，才找得到知道珍妮住处的人。但狗头港的永久居民都知道“海洋路底那栋房子”，他们会指点问路的沧桑妇女：“那房子大得像旅馆，亲爱的，你一定不会错过的。”
有时慕名来访者会先走到沙滩上，对着房子张望良久，然后才鼓起勇气，上前探问珍妮是否在家；有时盖普会看见她们，一个两个三个，蹲在海风吹袭的沙丘上，瞪着房子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读出里头的同情心有几度。如果不只一人，她们会在沙滩上商议；其中一个会被公推出来敲门，其他人则瑟缩在沙丘上，像被勒令不得乱跑的狗！等候召唤。
海伦替丹肯买了一个望远镜，丹肯可以从他那个有海景的房间，窥伺胆怯的访客，在传来敲门声之前好几个小时，就宣告她们的存在。他说：“有人找奶奶。”调焦距，不断调焦距。“这个大概二十四岁，也可能十四岁。背一个蓝色的背包。她拿了个橘子，可是我想她不会吃。有人跟她一起，可是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躺下来了；不对，她生病了。不对，她好像戴着面具。可能是另外那个的母亲——不对，是她姐姐。或只是个朋友。”
“她开始吃橘子了。好像不怎么好吃。”丹肯报道。罗贝塔也跑来看；有时海伦也看。但多半时候是盖普去开门。
“是，她是我母亲。”他会说，“她出去买东西了。请进，如果你愿意等。”他会微笑，但他也会用跟那些在沙滩上捡贝壳的退休人员挑选贝壳一样的眼光，仔细端详访客。在他下巴痊愈、撕裂的舌头长好之前，盖普会准备好一把纸条再去应门。很多访客对于接到纸条，毫不感到意外，因为那也是她们仅有的沟通方式。
哈啰，我名叫贝丝。我是爱伦·詹姆丝协会的一员。
盖普也给她纸条：
哈啰，我叫盖普。我下颚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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