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那个年级有几个班？三个还是四个？
他说，十六个。
我的高兴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起我的读初中的儿子，他每月花的钱听起来好像有他女儿三四个那么多，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作家爸爸，但是他的成绩一直稳居班上中下游，语文是臭中之臭，倒是电子游戏样样精通。我们的教育对他长满老茧的耳朵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
看着这个扭动着身子在蹬车的兄弟小老头，我心中充满无言之痛。
我说，停车。
车一下刹了下来，他问，什么事？
我说，我要下车。
我跳下车来，将一张五元的钱给他，对他说，你不找那三元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他问，啥条件？
我说，让我把你蹬到办公大楼去。
他说，那怎么要得？要不得的！
我说，要得的。我中午吃的红烧兔，可能是坏的吧，这时肚中全胀满了气！
原刊《扬子晚报》2004、3、3副刊
盲记
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在镇上当副镇长，专门负责这件事。我负责这事时，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发生了：为了普查，我有整整两个月时间没回家。而家，其实就在六七十里以外。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人口普查的第一阶段，我工作没做好，分管县长打电话训书记镇长，书记镇长就训我。这两个月时间之所以不敢回家，是因为除了有“前科”外，还因为这两个月是人口登记和自查阶段，上头说了，我这两万人口的镇，他们检查要是有两个人漏登记了，全镇工作就得全返工！返工一次得多用万把元钱不说，那一定会弄得天怒人怨，我也就是一个彻底无能的人了。
怎样做幽默家（原创幽默理论著作）（18）
妻子哪管这些。她只打了一次电话给我，说野婆娘固然好，也得照顾一下家婆娘。我解释她哪里听。我让她来，她不来。
好不容易这两个月的工作完了，接受了上头人普办的检查过了关，我便飞也似地回了家。我对妻子说，这下再不会有过去的事了，每星期都会回来照顾一下她和孩子。
怪事年年有，今年为最多。下个星期五的下午，过了四点，我已经坐在公共汽车上了，办公室来了传呼，一问，说镇长刚从县上开完会回来，镇上马上要召开紧急会议。我只得回去开会。镇长说，县上下死命令必须在月底收齐所有税费，每个人负责的村必须无条件将拖欠的税费收起来。我和我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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