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了小武的影子，一切都是老样子，床头柜上的钱依旧安好，是她放下时的样子，一张一张紧密地摞在一起。
警察走过来，拿起它们，看了看：他回来了吧？
粟米说是的。
他扬了扬那叠钱：你给他的？
是的。
他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警察的眼睛逼着她脸上的表情，她没必要慌张也不必要撒谎，确实，她不知道小武去了哪里。
警察查看了一下房间：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夜里，他回来了，早晨我走时，他还在，但是，现在我确实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警察递给她一张名片：如果派他再回来，打这个电话。
粟米捏在手里看了看，点头，不愿意说话，力气都在奔跑回来的路上消耗尽了。
他们出去，院子里响起来警车的尖利的鸣笛，粟米站在窗前，看它们呼啸着消失在夜色里，推开窗子，名片飘飘落在窗外，很快，被风掠起来，飞向她也看不见的地方。脸上的泪水，还残留着痕迹，紧绷绷的，让皮肤很难受，内心有一些矛盾的，即使她不爱小武，与警察相比，毕竟是他，更与自己的生活曾经发生过干系，所以即使有可能，粟米不会出卖小武，尽管这是一种社会道义，感情是种复杂而暧昧纠葛的东西，可以让任何人的原则，纷纷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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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现的短暂昏迷终于吓醒了处在癫狂状态的阮石，他扔掉美工刀，抱着我，不知该怎样做才能赎回刚才的罪过。
我看着他没，全身是酸软的无力，我们关在一所房子里，整整两天不停地纠缠，竟渐渐迷惑了彼此要的究竟是什么，他要的是我对他身心的忠于，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
整整两天，我们没有吃东西，喝很少的一点水，我们用坚强的意志维系着虚脱的身体。
我虚脱地望着阮石，他的声音已是显露出无力：万禧，究竟怎么样你才明白我对你爱。
我指着门口：如果你真的爱我，请现在离开。
他死死地盯我片刻，眼神开始在房间中巡弋：万禧，我真的想死在你身体里。
我拽过一个枕头捂在头上，拒绝他的声音。
直到，门轻微地响过，我拿起电话，给粟米打电话，两天禁闭般的生活使我无比地想听到一个熟悉的，值得信赖的声音，是唯一的粟米。
电话寂静着没有任何声音，掰转话机，不直到，什么时候阮石拔掉了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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