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伯金说，他心里感到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合时宜，地点也不对。
可杰拉德现在已找到争论的线索了，仍要争论下去。
“一个种族可以有其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它必须这样，这跟一个家族一样，人必须得有给养才行。为准备给养，你就得跟别的家族争斗，跟别的民族斗。不这样，反倒不可思议了。”
赫麦妮又不说话了，只是露出一副霸道、冷漠的神态。然后她才说：“是的，可以不这样，我觉得挑起敌对精神是不对的，这会造成仇恨并与日俱增。”
“可是你能够取消竞争精神吗？”杰拉德问。“竞争是生产与改进所必须的一种刺激。”
“没错，”赫麦妮轻描淡写地答道，“不过我觉得没有竞争也行。”
伯金说：“我声明我是厌恶竞争精神的。”赫麦妮正在吃一片面包，听伯金这样说，她忙把面包从牙缝中拉出来，那动作慢而可笑。她转向伯金亲昵，满意地说：
“你的确恨这种精神，没错儿。”
“厌恶它，”他重复道。
“对呀，”她自信而满意地轻声道。
“可是，”杰拉德坚持说，“既然你不允许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的活路，那你为什么允许一个民族夺走另一个民族的活路呢？”
赫麦妮低声咕哝了好久才用讥讽、满不在乎的口吻说：
“这归根到底是个财富问题，对吗？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财富问题吧？”
杰拉德被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庸俗唯物主义惹恼了。
“当然是，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道。“如果我从一个人的头上摘走他的帽子，那帽子就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起夺回他的帽子时，他就是在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感到不知所措了。
“错是没错，”她恼火地说，“可想象出一个事例来进行争论算不得是真诚吧？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的，会吗？”
“那是因为刑法制止了他这样做。”杰拉德说。
“不对，”伯金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观点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是帽子的问题。”新郎官笑道。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他想要我的帽子”，伯金说，“可以肯定说，我可以决断失去帽子还是失去自由的损失更大。我是个自由的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被迫去打架，我失去的就是自由。这是个哪一样对我来说价值更大的问题，是我行为的自由还是帽子的失去？”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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