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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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