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完“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韩非紧接着开始讲民众多少与财务厚寡的关系。古时人少，自然物质丰厚，所以大家不用争。而现在人多，物产少，所以大家互相争抢。
在说完普通人民的争斗后，韩非往上，开始说古代贤王生活的贫乏和如今县令生活的富足做对比，提出“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古代禅让天子之位，是因为君王要不辞辛劳的为天下人谋福祉，自己的生活却并没有多好。现在一个小小的县令出门就可以做轿子，所以大家都争着当县令，更别说天子了。
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一样。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
中古时代君王行仁义，然后得服天下。但如今，君王行仁义反被其他国家灭亡，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世异则事异。仁义可以用于古代但不适合用于今天，世道不同了，事物改变了，处世行事的方式方法也要相应变化。
然后进一步论证：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古今社会风俗状况不同，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再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
实行仁政并不能让天下不乱，人民总是屈服于权势而不是仁义。
现在的学者们要求君主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要君主像古代圣人和孔子一样，要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那般，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不学好，无论父母、师长、乡邻怎样劝慰都不管用，但一看到官吏依法搜捕坏人他就害怕了，开始改掉恶习。
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
从上面的拙劣总结中大家都看出韩非行文特点了：细密遒劲，峭拔犀利，如露锋字，有一种激切凌厉之气。
严刻寡恩、敢于直言，以冷峻严酷的目光去剖析现实，大胆暴露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毫不掩饰，摘抉隐奥，无所顾忌。
在阐述完上述观点后，就是此文的重点和中心，五蠹。韩非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五种人（儒家、纵横家、游侠、患御者（逃兵）、不法商工之民）是怎么危害和威胁王朝统治的。必须驱除五蠹之民，否则国家将会衰弱甚至灭亡。
他的文论证严密，无论是内在逻辑关系，还是外在的结构形式，都严谨周密，具有令人折服的力量和气势。
韩非经常是从一点而起，先列举事实，提供从古到今的充分论据，从中引出论点。一个论点刚说完，立刻转入下一层分析，环环紧扣、层层归纳，直至最终。
层层递进、侃侃而谈、洋洋洒洒，再加之韩非的文风犀利峭刻、尖锐锋利，一股凌厉之气扑面而来。他从现实出发，观点实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一句句切中要害，鞭辟入理，读完之后如攀登完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后劲十足。
难怪当年嬴政看完《五蠹》，发出“若能和这人见上一面，死也不足惜呀。”
嬴政作为千古一帝，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的人物，他是一位执政能力超强的君主，一个非常强势的人。韩非的理论非常适合他的需要，适合那个剧烈变革的战乱年代。嬴政正好需要韩非这套理论来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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