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支撑，“信”的缺失必然会带来迷茫，而且这个迷茫与人终于能够独立自主时的茫然无措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不能好好把握，经常会发生一些出格的事儿。
现在可以说，正是牢狱之灾的结果改变了我，而且这个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牢狱也没能使之改变，不过，牢狱还是有成效的，最起码让我学习了冷静处事和一些技巧，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并非是自我保护问题，而是“信”或者“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跟“信”一样，也是个过程，而非结果。
过程只是过程，似乎远不如结果更现实更有意义，而我们之所以会存有如此多的模糊认识和由模糊累加而形成的扭曲，恰恰便是因为太过重视结果而忽视了过程。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信”的缺失应是具备这样三个阶段的一个过程：信，但是盲目的，应该属于孩子时代；由于独立自主意识觉醒，信与非信纠缠斗争；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因环境变化交互作用而导致信的逐步变化。
前两个阶段显然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只要简略地提过，关键在于第三个阶段。如果兄弟们不嫌我啰嗦，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过滤一遍这两段经历。
关于我当兵的事儿，不知我爹娘和我那位亲戚之间到底是否有什么幕后的交易，我想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告诉我。
无论怎样，我那位亲戚或者说他的影响还是照顾了我。
事实上，我并不需要他的照顾，我自觉是非常优秀的。我的离开虽说有赌气的性质，但至少有一半是在为他鸣不平，也算是对他照顾的感谢。
这个时候，还上升不到“信”的高度，或者说“信”还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至多给我留下了人何以会如此的印象，这个印象仍停留在由孩子完成向成人转变的迷茫中，还只是一种迷惑，淡淡地容易忘却却毕竟让我开始了思考。
按照我一贯的“只要没有经过思考的东西就算不得明确”的观点，真正涉及“信”应该追溯到我进工厂的那一段。
客观地说，我便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做了逃兵，虽自觉无所谓，却终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尤其后来听说有不少人都因此而受了处分，便难免不有一点儿愧疚了。
这远远不是只要的事儿，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人一生不得翻身。
还是应该感谢时代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才让“逃兵”的影响得以淡化，在我爹娘的嘴里甚至公开变成了只是孩子不懂事这样一个只有芝麻绿豆似的小事。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事实上主要是因为部队人事的变化。尽管如此，能够进工厂尤其是谋到给弥勒佛开车的差事儿，已不再是幸运的事儿了，而完全应该归功于我爹娘的运作。
我爹是个似乎永远都让人感觉窝囊因其从未有过强梁的时候而瞧之不起的人，其运作的办法其实也简单，除了奴颜媚骨地赔笑之外，适当的几瓶酒或者几包点心的意思自也离不了，却居然能办得成如此大事。
可惜，我在狱中的时候，他们先后去世了，已无从考究，但排除了时代的因素，必亦有不少的讲究。
至于这些东西，或许出于我年龄的考虑而让我对新领导有个不错的印象，我爹当然是不会告诉我的。在我爹看来，初到一个单位，下属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但让领导给下属留个好印象则更重要，是作为下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的根本。
现在想起来，这无疑极富哲理任谁都不会反对，试想初到一个单位就在思想上与领导耗上了，不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时，我爹便具有这样的思想就不能不让我佩服了。
至于他们与弥勒佛之间的交易，起初完全是出于我对我爹与弥勒佛之间粘粘乎乎关系的猜测，事后才从我娘的唠叨埋怨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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