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个因素无疑也在加剧着这个过程，便是即使弥勒佛已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他仍是先进，仍然风光无限，只不过因为他给他们办了事或者送了一些看起来数量并不算大的东西。
难道为了这些就应该丢弃人的良心吗？我该信谁呢？因为实在想不通，我显然陷入了迷惑，迷惑是一种能够自动累加的东西，只要累加到一定程度，必要造成“信”的缺失。
“信”的缺失是可怕的，尤其是象这种反差极为巨大强烈的缺失最终酿成了祸端。
当然，那次祸端也不能全怪“信”的缺失，但至少应算得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问题是，“信”一旦缺失便极难恢复，即使象牢狱之灾也无法将其改变，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缺失。
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人就不会让自己绝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妨从“信”的角度展开分析。
出狱后，我已完全蜕变成了两面人：一方面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却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既然确定了从“信”的角度去说，必然地要剔除一些诸如咱们前面已提及的一些其他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原就是个极其复杂的动物，必然地会有诸多的因素影响，倘若把这些因素纠缠到一起，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表达能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说“信”。
“信”的缺失来源于刺激，是一种病态，至少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最突出的特征便是“信”的指向对象的复杂化，具体表现为怀疑一切谁也不信。
或许正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绝望的愿望，我才彻底变成了两面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替代的过程，是人的因某种东西失去而必须寻找另一种东西替代以求心理安慰的必然心理过程，只是这种替代极容易走极端。
人的生命中便少不了这种替代，譬如曾经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也不可信吗？这显然有违逻辑，但“信”就具有这种超越逻辑的功能。信，必须要信，而且这时的“信”丝毫不会逊于我当初对于弥勒佛的“信”，已是言听计从近乎迷信的“信”。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胡子，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前面的讲述已提及，当然指的是前期，那绝对应该算得上患难与共的弟兄，也恰如讲述中所表露的那样，我对他寄予了太过的厚望。
希望越大，失望也必越大。待他做出了内讧的事之后，无疑把我推向了绝境。
我只能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我只觉得屋顶在旋转，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转得我几乎要迷失方向了，我实际上已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此时，我突然理解了当年的弥勒佛，何以会终日里疑神疑鬼而感到快乐？倘若没有这些疑神疑鬼并将这些疑神疑鬼的结果予以报复的快感，不要说他的诸多荣誉，我甚至要怀疑他存在的可能性了。
完全可以说，我已进入了错乱的状态。
这个时候，思想的联系是无限广泛的，又是杂乱无章的。我莫名其妙地又联想到了我爹娘，他们是无私的可信的。只有到了这个自己有了感悟的时候，我才由衷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可贵，也才会感受到自己拿他们的爱太不当回事，那是怎样的一种伤害啊，但他们甚至没有一丝怨气怒气就这么默默地独自承受了。
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这样的感觉在继续无边地延伸，或悔或恨或怨或怒，多样的情感迅速地交织到一起而又找不到排泄的出口，便让我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我无时无刻不在怀疑着，又无时无刻地不在提心吊胆着。偶尔的感冒咳嗽便会让我联想到肺癌的症状，一时的闹肚子则又会联想到肠癌，反正尽是要命的病。
这便是恐惧，恐惧在蔓延，似乎谁都不能相信，谁都在想害我想谋夺我的财富。
一次出行，偶尔有一辆车快速地通过，我便以为他要想害死我，便让秃头四处打听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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