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终没能坚持住自己的标准开始说碎话了。
那应该是在咱们前面所提及的信访风波之后，信访的结果虽说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要求，但现实或许恰如丽萍所说的永远不可能尽随人愿，况且人原就该有点儿牺牲精神，只要不超过必要的极限，就不该为了自己去斤斤计较。
既抱了如此的念头，就不该有说碎话的动机，可我还是说了。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象往常一样上班。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我突然想笑。
笑也不是随意的，否则必被认作神经质或不怀好意，所以我竭力压制着自己，总算控制住了，却又强烈地觉得自己似乎该说点儿什么，又该说点儿什么呢？
我实在想不出。随便吧，只要说，什么都行。如此想着，或许看多了官场文学的原因吧，我顺着小说的思路毫无目的地随口就捏造了一个我曾经怀疑与丽萍有染的一个本县领导被抓的消息。
可以说，由于我们的信访行动，大家对于官场的关注明显多了起来：只要是官场的消息，无论远近——事实上这世界仿佛一下子就变小了已无所谓远近了，连美国似乎也就在眼前——无疑最容易把人聚拢了来，更何况是本县的领导，而且是从不说碎话的我，加之我特殊的角色，大家肯定是信以为真了，纷纷问我被抓的原因。
这只不过是我的随意捏造，但我却不想扫了大家的兴，只好继续圆谎：贪污呗，据说还包养了二十几个情妇。
其实，这是官场小说和暴露后的一些贪官的通病，编者不难，人也肯信。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最容易发现问题，所以通常也是碎话乃至牢骚最多的人群，但同时也是最富正义感的人群。所以，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弄清真相就已愤怒地谴责起来。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我暗暗好笑。
却不料，就这么一句玩笑话居然说中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一大早，报上就登了该同志被两规的短消息。
大家以为是丽萍事先暗中透漏的消息就愈加信我的话了，而且希望我能够经常地透漏一点儿内幕。
其实，丽萍由于我参与信访的行为从不向我说她工作上的事儿，关于这个消息，完全是巧合，我从未听丽萍说过只字片语，倘若听过，我或许还不能说呢。即便如此，因了这层关系，我还是跟大家热络起来。
这或许只能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问题的关键是有时候想想竟觉得事情发生了就是要凭人去说的，发生都已经发生了说说又何妨，自己何苦要去为自己制造如此多的约束呢？更何况我夫复何求呢？
许多事情总有个窗户纸一样的界限，一旦突破了这个界限，我就完全放开了，居然感到了无法抑制的愉悦。
我竟然放弃了自己所长期坚持的东西，思想上的放弃或许比得到更难，偶尔地，我会蓦然惊醒：这或许就是自己之所以成为普通人的原因吧。
恐怕只有圣人才会永不放弃吧。我显然在为自己的放弃寻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其实，如果耐心地观察，世上万物的存在或消失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
这显然夸大了碎话的分量，因为我通过丽萍接触到的政府官员就有不少能够做到不说碎话，总不至于有那么多圣人吧。
他们也不是不说碎话，只是他们的碎话从不沾染是非，而且总让人觉得幽默，不过太色，色似乎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不色岂不是人生理上存在问题？而且色于此时终究少是非，是非太多恐难有潇洒的那一天了。
我曾经模仿过他们一段，自觉极为相象了，可丽萍仍嫌我嘴浊。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