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学就请假，”她看着我喝汤，一边说“参加聚会嘛，大晚上淋得透湿的回家，还把手机给不知道丢哪儿了，你妈我就不明白，你以前挺清楚的一小孩儿，怎么越过越回去呢，人家非典型肺炎，你要得一场典型肺炎才安生是不是？”
我消极抵抗，保持缄默，果然她一会儿又反过来安慰我，“小齐那边，你也不要太担心，他一个小伙子身体棒着呢……”
我们母女俩都像是忘了前几天的一段对话，当时我这么问她，“妈，我要是和齐享分开了，您会不会……”
我妈一怔，说，“随便你。”隔了一会儿轻描淡写地“他哪里不好。”
“他挺好的。”我回答，“我不好。”我做了我交代不过去的事。“不是因为沈思博吧？”
她看我不说话，语气凌厉起来，“小凝，我不许你再糊涂，你跟小齐将来怎么样我们管不了，但我明确告诉你，沈思博不行。”
这发生在齐享打来那个电话之前，你也就可想而知，如果齐享那会儿真的“没事”，我会跟他谈些什么了
就在我在上向骆婷备份号码的时候，远在上海的她问，“你知道吧，大出了一起强奸案，说女生是法学院的，两个人是哪一届哪个班的，你认不认识？……”
她指的是，2003年春天，除了非典之外，大第二件数得上来的，值得为之一说的旧闻。
非典爆发之前，大正进入本科评估的倒计时阶段，那是新学期注册的前一天，学生陆陆续续还没有来齐，到天黑以后校园里更是人迹稀落，只见校方为迎评组织的安防巡逻人员四处梭巡。
据保卫处的人后来说，那天下午明明还是好天气，到黄昏突然开始落雨。他们接到那个举报人电话赶到体育馆的时候，满脚都是泥泞，踩过休息室前的木制地板时，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如果那对男孩女孩不是身陷激情的话——他们可以不被那么抓个正着的。
他们七手八脚，推开更衣室的门，一片黑暗，一声尖叫，女孩的尖叫。
男孩本能地举起手臂，挡住迎面而来的强光。
08年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刚毕业的小孩谈到我国以前的法例，其中有一条叫做：有伤风化罪，专管男女关系，她用谈论出土文物的语调说，真是不能够想象啊。
我说，别说九十年代了，我们当年也是啊，校规里都写着。
这个小孩用不可思议的目光，你们当年好奇怪啊，现在有谁管这种事啊，再不行，到学校门口开个钟点房好了，保证天皇老子都管不了。
我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
但当年真的是这样。学校对这种顶风作案，人家又举报到你保卫处的，哪怕想姑息，都没有余地。
最起码我曾经最好的朋友，和我曾经最爱的男人，他们的人生，——至少感情因为这件事，从此南辕北辙。
我是后来听说的。无论保卫处的人怎么问，沈思博一口咬定。
“是我强迫她的。”他说，“我借躲雨的机会把她骗到体育馆，是我强迫她。”
保卫干部们无奈了，“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犟，是什么光荣的事，你这样大包大揽。”
这件事并没有造成很大规模的影响。据说沈伯伯找了很多关系，最终学校只给了他儿子一个很轻的处分，没有通报。
至于谢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只是李云老师很快到大，把她领了回去，又很快的，给她办了一年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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